隋唐五代，中原淡出舞台中央的3个标志性事件
隋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尽管它的脉络最早在北魏已经埋下了，就是位于内蒙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武川镇”。
北方的政治力量在关中的长安立足，制衡东部，建立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
之所以说是“承上”，因为它定都关中，又以中原为核心统御天下，之所以说它“启下”，是因为它根扎在中国偏东北之地，和后来的契丹起源地相距不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事可以佐证。这两点恍恍惚惚可以看出后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北移的大趋势。
当然，这个趋势是随着时代进展，越来越明显的。
其一：隋唐建立之后，东北部的重要性已经和千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东北的幽州还是很弱小的，战国七雄，燕国可能也就比韩国强一些。秦汉对于这块土地那是十拿九稳的。三国魏晋之时，中原乱成一锅粥，无暇北顾，这才有“五胡乱华”的祸患，和突厥的兴起，等隋唐建立之后，击打突厥，却导致高句丽兴起，这节奏简直就是杀不死的李天王呀。按照常理隋炀帝拿下高句丽应该是毫无悬念，偏偏不仅没能拿下，还折了整个隋朝。唐建立后，也还是对东北部选择死磕，直到唐高宗时才基本解决，可是高兴了没多久，“安史之乱”爆发了，平定之后又留下缠磨唐朝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河北节度使”。注意，天下节度使多去了，大多乖顺听话，唯独东北的节度使屡屡要挟，难以摆平，也可以说，唐朝从未真正解决“安史之乱”后遗症。
其二：安禄山造反，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模式。
中国古代之所以定都关中，是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汤，“六国”合纵企图消灭秦国，结果是逡巡不敢前，但安禄山开创了“茫茫走胡兵”的局面，使潼关不再是天堑，之后随便谁都可以西入潼关，甚至农民起义军也可以，黄巢就曾经去龙椅上坐了坐。
其三：身居洛阳，已经不能有什么定国安邦的大计策了。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身处洛阳意味着可以有很多妙计制衡天下，但隋唐之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了。杨玄感反隋时，前来投奔的李密曾提出上中下三条计策，上策是北上幽州堵住隋炀帝的归程（隋炀帝正在辽东打高丽），中策是西袭长安，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下策是攻取洛阳。杨玄感因为思路不清选择下策，结果洛阳没打下来，耽误了宝贵时间，最终失败。
李密提供的三条计策，这种风格是沿袭秦汉魏晋的“洛阳风格”，是只有在“天下之中”才能想出来和实现出来的。之后的洛阳呢？是牡丹之乡，即便五代十国很多皇帝在此定都，也是茫然无计几多。作为千年“神都”，越来越不神奇了。
其三：中原武功最后的辉煌，也永不再现了。
任何王朝建立的根基，一定是武力，如果总是打败仗，那一定长不了，虽然空有武力也长不了，无论是北周，还是隋唐，都是在无数战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种战无不胜的风格，结束于李存勖。李存勖大家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天下笑”的那位后唐庄宗。虽然大家都认为他很可笑，但不得不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那种矫健英姿可以对抗日益上升的北方力量了（主要是辽、金、元等草原力量）。
所以，唐中期以后，身处关中的唐天子，已经战战兢兢（连农民军都能打进潼关），五代到北宋定都洛阳、开封时，从皇帝到大臣已经显得无能可笑了，拿不出像样的计策，馊主意倒是屡见不鲜（对比李密献计杨玄感就很清楚），即便北宋“先南后北”也蕴含很大的危机，在李存勖之后，捍卫中原王朝神武矫健的神兵也不复存在了。更多的是“茫茫走胡兵”的模式，安禄山、黄巢、辽、金、元、朱棣、清，都很成功地沿用这种模式。
这种由安禄山开启的模式，实在是有效，导致日寇也试图沿用，但“台儿庄大战”和老蒋扒开花园口阻滞了日军第一波攻势，使日军路线从由北向南转为由东向西，这对于弱势一方的中国是有利的，可以利用西部多山地的地形“以空间换时间”，实现持久战的战略。
隋唐的这次“时空大转换”从公元500年左右萌芽开始到南宋结束，经历了约700年时间，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光荣，也有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