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中的青铜：为商周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青铜时代序幕
彩绘陶壶，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
其实，早在新华社发出这条电讯半个多世纪之前，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的陶寺遗址就差一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1926年初就来到了晋南。在这一次中国考古学者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李济成功发掘了位于夏县的西阴遗址。第二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他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现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
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永远载入史册的“第一次”只属于西阴遗址，却与相距并不太远的陶寺失之交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规模考古调查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晋南15个县大约80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多达306处遗址——年代从仰韶文化到南北朝时期不等。地处汾河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也在本次调查中重见天日，却仍旧不曾引起太多的重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才意识到陶寺遗址的价值。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距今约4300—3900年之间。
这一时期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两件小物品，堪称意义重大的发现。其中之一是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出土时，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趾骨之间，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它的模样并不起眼，长五六厘米，宽也不过2厘米；做工更是粗劣，表面可见铸造的缺陷和气孔。但是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外范与内芯）铸造的红铜器。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朱书文字扁壶（残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另一件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小物件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时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其本身乏善可陈。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这会是书写文字留下的痕迹么？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从地图上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地区，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汉语文）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在扁壶平直背面发现的“两”个朱书字符，至今也没有比较统一的释读意见。但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在这个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所发现的一个朱书字符，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应是表示赞美之意。1985年冬，考古学家张政烺见到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和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同属一个系统”，考虑到陶寺文化所处年代远在甲骨文所处的殷商中后期五个多世纪之前，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