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冉对于秦国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评价魏冉穰候的：”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候，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译过来的意思是:穰候是秦昭王的亲舅父，而且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大土地，削弱诸候，并曾称帝天下，使天下之君都向西叩头朝拜，又是穰候的功劳。到他尊贵达到极点、富足超过限度的时候，一个普通人向秦昭王一开陈其利害，即刻就身遭屈辱、权势削夺，以至于忧而死，何况是那些寄居别国、无亲无故的外来之臣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明了穰候是因贵极富溢的原故最后被身遭屈辱权势削夺后忧愤而死的，也确实如此，但是为何是这样的结果呢?笔者在整理《史记》中的《秦本纪》和《穰候列传》得出笔者的浅见，魏冉严重地破坏了秦国的战时法治秩序和秦国战略实施方向所以他不得不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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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秦帝国之所以得以在战国时得以强大傲观列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秦孝公时期推行商鞅变法才逐渐强大起来的，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理念便是“举国同法，法令从君主以致庶民，奉行法无二出”，“赏罚贵信”、“有罪必有刑”……孝公时，太子太傅公子虔因太子杀人犯法而被劓刑，国民不论出身立功可得爵位使得秦国上下法令严明臣民奋于公战立功农耕兴旺生机勃勃而傲视列强。

然，在昭王在位二十年后，魏冉权倾秦国朝野《史记》中司马迁用了八个字表述当时的魏冉:“穰候之富，富于王室”可见一斑。可当时的魏冉并不满足，《史记》中还有个疑问是:“复益封陶”，陶这个地方并不在秦国的国土范围之内，而是远在魏国与齐国的交界之间，原属于宋国。陶邑，是魏冉公器私用的开始。

陶邑，是当时宋国的一座大城市，它富裕程度当时没有地方可比，是天下最大的一块肥肉，任何诸候都对它垂涎三尺。为了得到它不少诸候可谓千方百计，齐闵王也因为它险些亡齐。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借齐闵王灭宋吞并宋地而妒恨齐国合纵破齐。然而在破齐之前，秦昭王向合纵诸候承诺不取一寸齐地不占一分利，目的旨在灭强齐。然而，魏冉不顾秦昭王的名声，私下与魏国协议帮助魏国掠夺宋地的同时，要求魏国以陶邑作为谢礼赠送于他，完全背离了当时秦国“不取毫厘”的立场，为己加封，扩大自己在秦国以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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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膨胀，私调秦军试图攻魏挟王扩张私人领地。五国破齐后，由于魏冉与魏人达到私约接收陶邑后，秦军的一部分便驻守在陶邑并没有回师秦国。陶邑周边皆是魏地，魏冉私下让白起攻下当时魏都大梁想把陶邑周边之地全收入以扩张陶邑的范围。结果秦军驻陶邑一部攻进魏都大梁之时却被团团包围于梁囿久久不能突围。由于秦军攻入魏都大梁，魏国一边围困秦军的同时一边急忙向诸候国赵燕请求支援，并以秦军一旦吞并魏国之后必定继续吞并别国为由，说服赵燕两国陈兵函谷关准备伐秦。

赵燕陈兵函谷关昭王得知是因为丞相魏冉缘故之后，又急又气之时一边派救兵解困一边与赵燕谈判，赵燕两王痛斥秦王不单失信于诸候且擅自拿下陶邑不甘心还要吞并魏国。秦昭王不得不“自圆其说”的同时，并赵燕两国以订下不干涉齐国战后善后之事的城下之盟才化解了“误会”。事后，秦昭王罢免魏冉丞相一职，封陶邑作为魏冉的领地。《史记.穰候列传》记载:“复益陶邑”。其实是因为亲情作出的无奈之举。

从魏冉私自与他国合谋败坏君主名声私自动用秦军扩张自己的私人领地引来外敌威胁国安的事情过程来说，不论放在哪一国，都是叛国之罪。然而，秦昭王并没有按当时的秦律治罪魏冉，而是大事化小罢免魏冉丞相一职后，顺水推舟把远离秦境的陶邑益于魏冉，首开商鞅变法以来“有罪无刑”的坏法先例。

然而，到了秦昭王三十六年，复相后的穰候魏冉“故技重施”仼用客卿灶为秦将想讨伐齐国夺取刚、寿二邑，以扩大自己距离秦国千里以外的陶邑。于是魏国人范睢自称为张禄先生，抨击魏冉讨伐齐国，是越过三晋而进攻齐国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引起秦昭王强烈不满。秦昭王深知，此举严重打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战略步伐的同时，也因魏冉私谋而大公而影响国内的战时法治秩序引发国内臣民之不忿。那时由于宣太后专制于朝政，迫无奈只得免去魏冉丞相之职令其迁出秦国回自己的封地陶邑。《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描述魏冉离秦归陶邑的:“穰候出关，辎车千乘有余”，意思是说，魏冉迁出关外的时候，运载家当的车子就有一千多辆。

魏冉凭着有拥立昭王之功，宣太后的亲弟，秦昭王的亲舅，战功卓越，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在秦国达到了富贵的顶点，同时也因为这些，后来的种种作为都凌架在当时秦国的制度之上，成为“二秦王”。后来范睢的出现才说出了秦昭王多年以来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也能帮他做他多以来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才使当时秦国“四贵”把持朝多年那种“太后擅行不顾，穰候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怪现象得以在普通人的烁金之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