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代诗歌成就逊于唐宋？八股科举给明代文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科举制度下的明朝文人出身
就作家队伍而言，士人在进士出身之前的生员、贡生、举人阶段，精力投于八股时文，从师长到自身，往往视文学为妨碍举业之物，因而在庞大的进士出身前的士人群体队伍里，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往往只占极小的比率。当其中的小部分人，通过会试、殿试，获得进士出身之后，一方面，将“进取之媒”的举业可以完全放下，再无科举考试的压力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汉魏唐宋以来的诗文传统与成就又吸引着进士们去实践、体验文学的魅力，正如王慎中所概括的士人“必以经术收其科发身，然后习为诗赋”。
另一方面，王朝的官场生活又刺激着进士们发展文学才能。进士出身后同年、同乡的应酬唱和领域中，八股文代圣贤为言的话语内容并不适应，仍然需要诗歌前来承担—这点尚为制度之外的因素。就制度而言，士人汲汲科举者，以求得美官而已。正德、嘉靖人崔铁说：“弘治以前，士攻举业，仕则精法律、勤职事，鲜有博览能文者。间有之，众皆慕悦，必得美除。”而这种能文者被王朝看重的发生模式，最典型即体现于庶吉士制度上。
对于庶吉士制度的认识及其对于明代文学的影响，何诗海先生曾有专文论述，其大要曰：明代庶吉士制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延伸，也是翰林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官僚政治和士人仕宦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文学发展史看，庶吉士教习在开展文学教育、确立与传播文学经典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庶吉士教育以制度化的形式，培养了一批批掌握文学话语权的馆阁作家，直接推动了台阁体的发展和兴盛。何先生此文，详论了庶吉士的教育内容（儒家经义之外，更为庶吉士看重的是《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诗等文学教育），论证了此制度对于明代士大夫的知识体系的补救作用、对台阁体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上述大要中，其所阐论的角度乃从考试制度和文馆制度着眼，在行文中提及庶吉士制是“再根据学业授官任职的高级文官培养体制。”指出了庶吉士的文学教育的作用：“集中于从进士到庶吉士再到翰林这个过程，面对的是在千挑万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培养目标是近侍词臣乃至台阁重臣，其直接影响是催生了一批批掌控文学话语权的代表中央文学精神的台阁作家。”
王鏊的新的制科取士制的设想，正为弥补庶吉士制的针对对象的不足，庶吉士制若从高级文官的培养制度的角度而论，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晋进士对文学的兴趣。因此，就明代作家队伍而言，进士出身的作家所占比例，与进士在士人群体中所占比例大不相同。
二、科举背景下明朝文人的诗歌创作
诗文为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对于诗，有传统的儒家“思无邪”、“诗言志”诗教理念，亦有文学自觉时代“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的尊重诗歌自身价值的呼声。在创作上，唐、宋诗相继而起，为后世树立了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文则骈文、散文交相争辉，唐宋古文运动之后，虽然在艺术性上散文不如骈文形式优美，但其灵活自由的表达方式还是获得了文人的认可。无论是诗还是文，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一直是主流的创作方式与理念。必须说明的是，科目考选釆用乡试、会试，而乡试、会试的具体考场规则、组织方式与人员、考试内容与考试应答方式（唐之诗赋、明清之八股等），这些内容构成了科举制度，形成了科举文化，它们对于文学的影响，属于科举制对于文学的影响。
科目考选取士，始于隋，唐制、宋制皆有变迁。明制，设进士科，三年一试，子、午、卯、酉之年八月初九至十五日行省举行乡试，科考列一、二等的府、州、县生员及提学官录遗者（包括观场童生及生员）入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的丑、未、辰、戌二月礼部举行会试，三场分别试经义、论及判、策，最重者为首场的八股制义（五经所选之本经义四、《四书》义三）。中式者为会士，亦有中式举人之称。
同年三月，皇帝举行殿试，中式举人参加，皆不點落，只有名次上的差别，分三甲进士，各赐出身与品级，释褐而为官，一甲付吏部照例授予翰林官职，二三甲进士则赴部谒选、观政，此为有明一代科目选官之大要。因科目出身之官，仕途之优，故最为吸引士人投入精力与心血。除了极少数能一举中第、科场联捷的幸运儿外，部分士子都要经历科举考试之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自信与自卑、欢欣与悲伤等境况与心情的大转换。
具有文学志趣与才华的士子，将这些现实的生活与心情体验用传统诗文手法提炼、记录、表达出来，就客观上构成了围绕参加科考而创作的诗文作品，也就是说，围绕应考而创作的诗文是科目考选制度的衍生物。这类诗文，可称之为应考诗文，其创作时间，一般集中于乡试与会试前后，即子、卯、午、酉之年的秋冬与丑、辰、未、戌之年的冬春。
此为制度到文学的简单、表层联系，仅仅是考选幵始到士子应试、再到诗文创作的简单链接关系，无足深论。就围绕应考诗文的创作生产机制来看，从理论上说，围绕应考及创作者与参加考选者的是否重合的情况，依据时间关系，可分为送人赴考、志己赴考，贺人中式、志己中式，慰人下第、志己下第作品等三组六类模式。
从实际来看，作品较多的为送人赴考之作、慰人失意和下第感怀之作。存文学领域，“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为普遍现象。贺人中式及自家中式之作成就不高。送行诗文的书写，一般为夸赞对方多才，预祝对方中式，这类作品多因酬酔之谊胜于自家真情，故往往多流于意象的组织，技巧性大于感染性。成就最高的乃在下第诗，包括慰人下第之作、作家下第之作。再，虽然同为重视现实主义创作的文体，但就应考而创作的情况来看，诗歌无论是数量上、质量上还是文学性、艺术性上都要超过散文的创作。这与诗歌体制短小而更方便于人际交往有关。
下第是对士子作家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下第之后，诗人需要收拾行囊返乡，借途中春日山水景物来抚慰内心的失落、排解内心的凄凉，其“疗效”则有个体差别；因再次赴考最低已是两年多之后，故能放下应试的压力任诗思的触发，而外界与内心的反差，入诗之时能否情景交融最见文学的艺术功力，到家之后面对家人，亦是心灵上的一大考验。
明人下第作品，因此呈现出内容的丰富、情韵的浓厚性与艺术的多样性来，比应考、中式作品的成就要高出许多。在对待下第的表述上，无论是送人还是志己之作，整体局面上，文体风格有不同，此亦见虽同为考选制度的催生反应，但文学仍然有文学自身的规律，因而对于制度下的生活的表达，是文学领域内的问题。对待下第，诗歌最为灵活，也最容易触发，故诗作最为丰富。下第的悲伤哀怨，正与诗之行情特点能充分结合；哀而不怨、忧而不伤的诗歌传统审美理念之下，下第诗总体上呈现出情韵悠长的蕴藉之美来。
三、总结
对于具有文学才华的作家来说，科考选官制度规范化之后，明之士子，大部分都选择了以科考出身来入仕，科考生涯即占据了精力与心血的头等地位，而科考这一文学的外在物的制度化、常规化的运行，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负面作用，限制了古代文人的思维空间和文学创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