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仁义之师为何败亡？个人道德高于国家利益，复商是历史逆流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楚国受托出兵围宋救郑，两军展开泓水之战。虽知楚兵强大，然宋襄公坚持“仁义”，错失战机，结果被楚兵大败且负伤，次年便伤重而死。
而这也意味着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彻底的失败，尽管史记中将其归为“春秋五霸”之一，甚至获得“春秋大义”的称号，然其成就与前辈或者说效仿的对象齐桓公相比却相形见绌。
那么导致其“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要探究明白这一点，还是要先对那个波澜诡谲的春秋时代有个初步的了解，再结合宋襄公一生所为，也许能得到一个更加客观的答案。
一、春秋无义战
《春秋》中明确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
因此春秋是一个大变革混乱的时代，礼乐崩坏，道德失序，为了王位，各国经常上演子弑父，弟杀兄，臣废君的剧情，欺骗失信已经是见怪不怪，也导致动荡冲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当然，和后来的战国相比，春秋相对来说确实会更讲“义”和礼法，毕竟还“尊王攘夷”，明面上在北狄南蛮交替侵犯中原大地的危局下护卫着周王室。
然而尽管如此，在春秋初期，尚有千二百国，到了宋襄公所处的春秋中期，只剩下一百多国，战争兼并一直在发生。到了宋襄公时期又出现了春秋第一个霸主——齐桓公。
齐桓公的成功极大刺激了其他有志国君的霸主梦。因此，这也间接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摩擦和冲突，结盟敌对阵营解散和重组时有发生，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因此，春秋时期的讲“义”实际只是维护着最后的一个面子——周王室，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持续经营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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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仁义为一生注脚的宋襄公
1.让位不成托重任
宋襄公仿佛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欲传位于兹甫，即后来的宋桓公，但是兹甫一直恳求将太子之位传给庶兄目夷，等到宋桓公将此事告知目夷后，也不肯接受，甚至为了让位逃到了卫国，最终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
宋襄公也并不是惺惺作态，也没有忘记他，又把庶兄请回来委以左师之职，处理朝政大事。可见此作为的真心诚意，乃真正的心怀仁义，有让位之心，即便最终没能让位，但还是信任并托之重任。
《左传》记载“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两兄弟携手治国，也为宋国国内的发展奠定了极好的基础。而宋襄公的“仁义”显然在这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不负嘱托举吕昭
宋襄公即位之后，宋桓公还未下葬，齐桓公便召集诸侯在蔡丘会盟，而这次会盟对后者意义极大，又依照古礼“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宋襄公并不合适参加此次会盟。
然而宋襄公仍然参加了此次会盟，而后积极响应齐桓公“尊王攘夷”过程中采取的许多活动，前后达十二次之多，结果导致宋“齐桓联盟中与齐最亲”，也是在齐桓公霸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得齐桓公的信赖。
也正是因为如此，“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这里的孝公便是后来的齐孝公，吕昭。
几年之后，齐国发生内乱，各太子争位，接到太子昭的求助之后立马召集诸侯帮助齐国平乱，虽然跟随自己的主要是小国，但是最终仍然完成了齐桓公的嘱托，帮助太子昭即位。
不仅如此，事后也没有讨要任何好处。其“仁义”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也为他在周边诸侯国赢得了一些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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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仁义之师
在齐桓公逝世之后，中原失去了能够领导各诸侯国的霸主。而宋襄公本身不仅见证了其霸主过程并且实地参与了其领导的多次重大活动，再加上助齐孝公即位有功，很自然也有霸主中原的念头。
在实现其霸主地位过程中，宋襄公更多的是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比当时以及此后以战争为主要手段去获得霸权的方式友善得多，因此在诸侯国中慢慢有了“仁义之师”之名。
而后因为郑国支持楚国成为霸主，便出兵讨伐郑国，郑国于是求助于楚国，楚兵最终和宋兵在泓水相遇。在楚军渡泓水向宋军杀来时，目夷就建议宋襄公等楚军未摆好军阵先出击。
而宋襄公不听，认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也导致了宋襄公泓水之战的失败与负伤，却从是其“仁义之师”最好的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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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仁义之师败亡的背后
1.个人理想的破灭
《子鱼论战》中记载在楚国攻打宋国以援助郑国的时候，大司马子鱼曾为此阻拦宋襄公，说，“天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事实上，宋国先祖是商帝辛即纣王的哥哥，子启。因此宋襄公乃名副其实的商之后代，且从子鱼口中得知他一直怀揣着复商的理想。
或许这就从根源上解释了其在这个时代里表现出的格外不一样“仁义”的一面了，也是体现宋襄公天然带有一种就旧贵族气质导致不愿与这个时代其他更多的人那样同流合污。
于是其做出让位于兄长的决定，而恰恰在商朝早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的继承制度。也就更好去理解了。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再去看待宋襄公在以后平齐国内乱不求任何好处，图谋霸权的过程中也是以谈判会盟为主而非其他国家主用的武力手段，以及与楚泓水之战时，不趁机发难而是等对方列阵好才对决。
虽然显得有些愚钝然而确实证明他个人品质上的前后一致性。其“仁义”以及“仁义之师”绝非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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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仁义”之举都是其认为实现复商的途径，恢复礼仪，道德有序，并且藏有一些私心，就是自己来领导，以诸侯之主的地位实现其目标。暂且不论其方式合适与否，在春秋时期再谈及复商本身就是开历史倒车。
事实也证明，宋襄公即便一直积极展开会盟，谈判也只能争取到曹、陈等小国的支持，而多是采取威慑的方式，根本无法让齐国、楚国这样的大国甘愿屈于自己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襄公仍然执著地以相同的方式争取霸主地位，震慑小国获得其支持，与大国进行谈判来获得大国的支持。
然而出现了楚国这样的大国，不仅有霸主之志，且国力更强，别说会礼让与你，更会视其为直接的目标。即便没有这样的对手，以此方式获得的霸主地位注定不长久，败亡的结局早晚而已，毕竟一个人能够领导一群人，不可能只靠虚无缥缈的道德或者是理想来维系，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做支撑的。
2.个人道德高于国家利益
宋襄公最高的理想——复商，尽管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但是如果能够认清现实再徐徐图之，不说一定能够成功，但是一定可以比如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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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襄公在齐桓公在世时期积极响应其采取的重大行动，为自己积攒了极高的声望，俨然成为除齐桓公外极有影响力的诸侯，而后又两次帮助齐国平定内乱，再加上中原大地失去了一匡天下的人物，宋襄公因利乘便，锐意图霸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然而其固守“仁义”，在帮助齐国之后未取得任何国家层面的实质性利益，满足的只是其个人道德上的满足。这点导致宋襄公图霸过程中没有大国的支持，因此僖公二十一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
宋襄公转而寻求当时的大国楚国的支持，但是在会盟之上，由于自己以霸主地位自居又引起齐楚大国的不满，使得楚国渐渐站到宋国的对面，最终爆发了泓水之战。
此战中，宋襄公依然没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清楚地认识到楚国比自身更为强大的前提下，依然没能够抓住合适的战机击败楚国，为求“仁义”，导致自己多年的经营功亏一篑。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际外交层面上，还是军事层面上，宋襄公总显得格格不入。
“仁义”为先，虽然有图霸的目标，可是关乎到国家利益层面，似乎不甚重视。对宋襄公来说，个人道德上的满足远远大于国家利益，殊不知只有不断攫取国家利益，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在国际领域有更大的话语权，来真正帮助他实现霸主乃至复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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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楚国的崛起
当然，除开宋襄公本人存在的问题，其败亡的原因自然离不开直接相关者楚国。与宋襄公同时期的对手是楚成王。与宋襄公上位的过程相反，楚成王在即位前遭到了其哥哥的追杀，逃至随国后好在得到其支持便在其帮助下杀死其哥哥即位。
因此，从即位之初，两者就呈现极大的区别，宋襄公更在意个人道德“仁义”，相信竖立好个人道德也能达到目标，而楚成王深刻理解了春秋时期的主旋律，“唯利耳”。
在齐桓公称霸时期，楚成王便已经在不停地攻打小国，先后灭亡贰、谷、绞、弦、黄、英 、蒋、道、柏 、房、轸、夔 等国，因此与宋襄公相比，楚成王明显深谙这个时代的道理，军事实力才是称霸最重要的基本。
如果说宋襄公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楚成王就是一个不断攫取利益壮大自己的现实主义者。而楚成王从齐桓公时期便有意挑战其霸主地位，宋襄公在实力不如楚国的情况下还一味讲求“仁义”，被楚国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结
按照如今的价值观来看，宋襄公与时代特点格格不入的“仁义”其实是值得称赞的。司马迁也给与了其道义上的肯定“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公只有礼让也”。
然而现实层面上来说，宋襄公既没能够实现真正霸主的地位，更遑论复商的理想，也没能用以身示范的“仁义”给予这个迷茫失序的时代指引。
相反，“仁义”将其反噬，和复商的理想将自己困在乌托邦世界里，妄图只用很高的个人道德消解地缘冲突，利益的争夺以及诡计阴谋的较量。
因此，其“仁义之师”的败亡本质上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亡，也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败亡。
参考文献：
1.《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源探析，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2.《重评宋襄公》
3.《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