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冷知识-战国时期的户籍制度和度量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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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是当时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战国时代各国封建政权已把全国人口编入国家户籍，这种办法早在三晋已经实行，秦国推行较晚。秦在商鞅变法以后，对于户籍管理很严，《商君书•境内》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去强》也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根据云梦秦简《编年纪》所载作者喜的生平，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02年），“喜产”，即出生；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喜傅”，“傅”就是“附”，谓附著姓名于户籍上，即向官府登记服劳役。此时他虚岁十七，由此可知，秦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旧说秦的傅籍年龄和汉代一样是“民年二十三”（《文献通考•兵考》，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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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农民一经傅籍，就要服兵役和担负名目繁多的徭役。秦国对于劳役的有关规定，极为严苛。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隐匿壮年不报，或报不实，乡官都要受罚；如果百姓作伪欺诈，乡官知情不告，也要受罚（《封诊式•复律》）。农民被迫当兵打仗，还要自备衣服和费用。被征发修筑某项工程，要担保一年不坏，如果未满一年坏了，就要原来修筑的人重新修，其所用工时不算服役时间（《徭律》）。农民若是逃避劳役，更要受到严厉处罚；应征服徭役者如果不到，要“笞五十”；在一年内抓到了还要加笞（《法律笞问》）。
这时的户籍编制，不仅是为了征发徭役，更是为了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以征收赋税。按照《秦律》规定，居民迁居，要申请办理更籍，否则就成为“阑亡”（无通行凭证而逃亡）。“捕阑亡者”，政府有赏。如果逃亡“六月而得”，要判处耐刑，男子逃亡同背夫逃亡的女子结为夫妻，要处黥刑，罚作城旦、舂（《法律答问》）。《礼记•月令》规定，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这里的“历”字：陈澔注云：“序次其多寡之数”，就是统计登记的意思。可见，当时在编制户口的同时，要进行占有土地的登记。例《管子•禁藏》所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为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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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和“少内”两大财政机构的创立封建国家的财政机构向来分为两个大系统。秦的中央财政机构，据《秦律》载，有“大内”和“少内”之分。“大内”归内史主管，主要征收田地租税，用于政府机构的经常开支，包括官吏的俸禄等；“少内”当即“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工商税以及开发山川的税，供给皇帝及其宗室享用。
《秦律•仓律》规定：“入禾稼、刍槀，辄为籍，上内史”。这是说，征收田租所得的谷物、饲草和禾秆入仓时，要记录入仓的簿籍，上报内史，因为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史记•赵世家》又载：赵烈侯由于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任命他为“内史”，这也是因为内史总管国家财政的缘故。内史主要掌管“粟米之征”（《孟子•尽心下》），所以后来又称“治粟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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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内”的“少者，小也，故称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注引应劭说）。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开始按户征收人口税，也称户赋或口赋。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千古”（《汉书•食货志上》）。如前所述，田租由内史主管。而口赋和盐铁之利则由少府主管。《淮南子•汜论训》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曰：“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主要是“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商鞅主张“一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盐铁论•非鞅》里指出：商鞅“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畜积有余”。接着又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不仅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又是封君和将相等的个人收入。
在魏国也和秦国差不多，也有按户征收的人口税。魏文侯时邺县“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便是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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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各国赋税制度虽然基本相同，但也各有自己的规定。《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说“女（如）载马牛羊目（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府），母（毋）政（征）于■（关）。”这是说：如果运载马、牛、羊进出关口，就要到大府纳税，不要在关口纳税。一般关口的税收，《商君书•禁使》里也谈到“势”和“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这种“势”、“数”运用到政治统治上，即“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应该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大府所得的税收，则属于国君私人。鄂君启是个相当大的贵族，贵族经商既然可以免税，可见楚国贵族特权之多，其与秦、晋、齐、鲁的情况不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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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各国也不尽同。齐国征收田地租税的办法是“相壤定籍”，就是按土壤质量好坏规定租税的等级，这是过去管仲“相地而衰征”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齐国本是沿袭着过去的“乘马”制而征发军赋的，但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改用步兵和骑兵为主力，这样以“乘马”为单位的征发军赋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齐国也实行了按户征收的户籍税，即所谓“邦布之籍，终岁，十钱”（《管子•山至数》）。齐国也还曾征收人口税，《管子•海王》云：“万乘之国，正（征）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这当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管子》说：如果按房屋收税，就是毁坏建筑；如果按家畜收税，就是禁止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如果按田亩收税，就是禁止耕种田地；如果按人口收税，就是要人们断绝**；如果按户收税，就对富家大户有利。因此“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有选择而侧重）也”（《管子•国蓄》）。《管子》的作者所以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明当时各国征收赋税的办法是各式各样而不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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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制的颁布
战国时期的各个封建国家对于农民的“訾（量）粟而税”（《商君书•垦令》）与布帛之征的剥削，商业的关市之征以及发放官吏的俸禄和地方官向中央政府的“上计”等，都需要统一的度量衡制来计算。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对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有一定的作用。
当时各国度量衡制的总趋势虽在走向统一，但是各国的情况并不相同。
春秋时期，齐国有公量和田氏的私量，田氏代齐后，就把田氏家量作为标准量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土于山东胶西灵山卫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之鋘》三器，就是田氏制作的铜量。《子禾子釜》的子禾子当即田和即田太公，古时“禾”、“和”声同通用。《子禾子釜》铭曰：“左关釜节于廪釜，关鋘节于禀■”。就是说，左关用的釜以仓廪用的釜为标准，关鋘以廪粉为标准。“■”字，与《说文》“料”字同例。半斗为料，半升为■。《子禾子釜》铭中又规定，如果关人不执行命令，要根据情况处以徒刑，缴纳赎金半钧；如果触犯法律，不但处以徒刑，还要缴纳犀胁之类的赎罪物资：如果公然违抗命令，就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诛戮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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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商鞅变法时，统一了度量衡。传世的《商鞅量》是秦孝公十八年十二月造，量前端有“重泉”（地名）二字，当是商鞅时所刻。量底有始皇二十六年刻辞，与别种权量始皇刻辞同，足见商鞅之法，始皇时犹多沿用。此量右侧有一“临”字，下蚀一字，当为地名，大概始皇刻诏后，重新颁发此地作为标准量器。《商鞅量》铭云：“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说明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铜质的高奴禾石权，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二十三年铸发给高奴（陕西延安东北）的。始皇统一度量时，曾把它调回检定，刻上诏书，发还高奴；秦二世即位后，再在《商君书》的作者看来，飞蓬能行千里，是乘风之势，国君所驭臣下乃是乘权之势，而“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且“权制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
楚国的度量衡制，与秦国接近。传长沙和寿县出土有楚国铜尺；寿县朱家集出土有楚铜量。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上楚国木质天平杆和铜盘及铜砖码九个，重量依次减半。1959年，安徽凤岩台出土铸造法码的铜范，说明楚国的砖码是成套用范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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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的度量衡制，不十分清楚。传1931年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铜尺；传世的司马成公禾石权上，有“下库工师孟”等字，“工师”二字合文，当为三晋制作。铭文说明是“禾石”，一石一百二十斤。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各国的度量衡制逐渐趋向统一，这对于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