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如何求得善终结局？对司马昭恭顺加互相利用，显现求生大智慧
对于蜀汉政权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中的位置，诸葛亮心里早有清楚的定位，所以才会在上书给刘禅的《出师表》中，写道：
“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既然知道蜀魏之间综合实力差距很大，诸葛亮还要坚持接连不断地六出祁山，说明是有来自于蜀汉政权内部的巨大压力，逼着他不得不拿北伐曹魏的理由，转移国内一触即发的深层矛盾。
原来在蜀汉政权内部，大致分刘备荆州集团、刘璋东州集团和益州本土集团三股势力。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蜀汉却是益州本乡本土的士族生活在最底层，刘璋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二等公民，刘备来了以后更是沦为了第三等的待遇。
这样的权力蛋糕分配格局，益州士族自然不服气。刘备和诸葛亮对此情形也了然于心，于是采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手腕，大加拉拢张松、法正、李严等东州势力，甚至还搞政治联姻由刘备娶了吴懿的妹妹，最终形成了“荆州吃肉，东州喝汤，剩下骨头给益州啃”的鸡尾酒型权力分配格局。
可打压的手法，毕竟不能解决益州士族与外来势力的根本矛盾，于是诸葛亮高举北伐旗帜，为蜀汉全体臣民树立起了曹魏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试图用外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诸葛亮此举，至少起到了两个积极的作用。
首要的，是给益州士族画了一个大饼，让他们认为只要北伐灭魏的战争胜利，荆州和东州的势力自然会流向中原的洛阳，那么就能等来益州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日子。
二是对曹魏采取以攻为守战略，也能不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说不定曹魏集团一个不小心疏忽，蜀汉版图真能延伸到关中、中原也不一定。
诸葛亮的坚持，的确让蜀汉成为历史上所有割据四川盆地的政权中，最有进取心的一个，但同时也将蜀汉置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经济状态之下。
以四川盆地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填北伐曹魏这么个不晓得究竟能不能成功的无底洞目标，终究要导致蜀汉国内的经济崩溃，到了最后只能靠蜀锦的出口维持庞大的战争开销。
东吴的使者就曾向孙权形容过蜀汉的民生状况——“民皆菜色”，可见刘禅治下的百姓，在无休止的备战状态下，普遍面黄肌瘦连基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
诸葛亮死后，亲政的刘禅更改了蜀汉路线，用休养生息代替军事上的以战养战。
然而，此举又必然要面临平衡荆州、东州、益州三大集团的棘手问题，这自然需要相当高要求的执政水准，就连诸葛亮都只能拿北伐当粘合剂，刘禅就更没有办法驾驭了。
因此蜀汉到了后期，各派系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益州地头蛇士族，不甘心本乡本土的权力蛋糕被荆州和东州集团分割，一直与刘禅虚与委蛇地周旋，时不时还有谯周那样的投降派上蹿下跳。
核心权力层内部也是斗争激烈，宦官黄皓跟军方的姜维各行其是，根本无法像诸葛亮在世时那样握成一个拳头。
这样的状态，可想而知在曹魏的外部军事打击下，蜀汉立马就成了速亡之国。
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对该地的管理思路，是将以刘禅为代表的荆州、东州势力迁往洛阳监视居住，独留益州集团自个儿蜀人治蜀。如此一来便可换取益州集团对曹魏统治的认可，双方各取所需。
但钟会和姜维的动乱，无疑加重了司马昭对刘禅集团的防范之心。
尽管姜维和刘禅的太子都死于乱兵之中，蜀汉最后的复辟势力在整场动乱中遭受重创，可此事仍然让司马昭十分警觉，对刘禅君臣的监管势必也将更加严厉。
这种时候，聪明人都晓得错过姜维那次机会，蜀汉基本已经没有可能再恢复了，接下去最紧要的就是面对现实，保全去到洛阳的那批降臣的身家性命，或许还能争取到一些政治待遇，混到曹魏朝廷里去当官。
在这个问题的考虑上，刘禅表现得很是明智识时务，一直对司马昭展示着顺服之心，最明显的莫过于“乐不思蜀”的典故。
刘禅好歹也做了40来年的皇帝，却从头到尾装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明摆着是在政治作秀，跟当年他老爹刘备跟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故意借打雷“吓”得掉筷子的做法如出一辙，父子两个人都是为了保命。
或许刘禅也是吃准了自己对司马昭来说，还有很重要的利用价值。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曹魏内部由司马氏代替曹家坐江山的趋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等火候到了便能实施这场阳谋。
只是如何对待被赶下台的曹魏皇室呢？这个问题若是处置不好，便极有可能再度引发曹魏残余势力激烈的反抗。
刘禅的利用价值恰在此处！
如果善待投降的刘禅君臣，就能通过“榜样的力量”安定曹魏皇室悬着的那颗心，让他们晓得至少可以得到汉献帝和刘禅那样的优待，而不至于孤注一掷地血拼一场。
同时，善待刘禅，对政治诱降东吴也是大大的有利。
司马炎几路大军攻入吴国后，孙皓带着户籍田亩簿册、拉着棺材出城投降的那一套，完全复制的就是刘禅的站在成都大门口迎接邓艾的那副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