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包车夫悲惨命运：一直跑到倒地，衰竭而亡，几乎活不过40岁
求生是人的本能，很多人忍受着层层剥削，下矿、去纺织厂、在地主家干活，只为了求得那一点生存的空间和可能。即便如此，还有数不清的人被活活饿死，遇上灾荒，饿殍遍野绝不是夸张的形容。
黄包车夫，是众多底层工作之一。这是一个体力活儿，车夫要整日守在繁华地带等着拉人，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每跑一趟活就是在耗费自己的生命力。
民国遍地黄包车身影
在民国的影视作品中，时常能看到黄包车的身影，一身粗布衣衫的车夫，蹲在某个人流量大的地方，只要有人一招手，就立刻拉起车子跑过去。问清楚目的地，待客人坐稳了，轻轻吆喝一声就快速地往前而去。
由人所拉的两轮车，简称人力车，因它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故也叫东洋车。为了区分私家车，车身通常涂着黄色的漆，所以，人们为了方便又称为黄包车。
民国年间，中国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交通不够发达，路面大多又窄又简陋，除了有钱人士出入拥有轿车，少数城市有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大多数人出行还得靠牛车、靠双腿。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简单，对路面条件要求又低的黄包车很快就盛行起来。不仅上海滩这样的大都市随处可见，连小县城都风靡一时。
有需求，自然就有人来做。有车就需要车夫，于是，大量的黄包车夫应运而生，成为了时代的产物。他们都是些穷苦人民，多数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车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之一，只要有力气能坚持下去就能做。
一年四季日日不得歇
这种活计的性质注定了干活的主要人口是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劳动力。但也不乏年龄小到十三四岁的，家贫实在无以为生，身体还算健壮有把子力气就来拉黄包车。年纪大的也有五十来岁的，但也是极少数。大多数车夫是熬不到这个年纪的，很多人不到4岁就力竭而亡，活活累死了。
黄包车一年四季，无论风霜雨雪，寒冬酷暑，都不能休息。大雨滂沱的天气里，其他人可以休息，但只要有人要坐车，车夫就要跑这趟活儿。因为你不做，自有别的人来做。
凛冽的寒风中，鹅毛的大雪里，一袭单薄破烂的棉衣，搓着手等待着客人的到来。炎热的夏天，头顶着烈日，一顶稀疏的帽子，一条肮脏的毛巾围在脖子上，车夫即便被汗水湿透了全身也不能停下奔跑的脚步。
车夫还要对当地的地形、地标、各条路线了如指掌，客人只需要轻轻说出一个地方的名字，车夫就要立刻能在脑海里定位它的地点，从此地出发有几条路线，哪一条最近，哪一条路最好走。
一天24小时，他们要工作不下14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生病了，舍不得买药，病刚见好转就要开始出门拉客。
即便如此，车夫们的收入还是如此地低微。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钱。即便是在最为繁华的地带拉着出手最阔绰的客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十几块钱。
收入微薄命运又悲惨
车夫每个月是要向车行缴纳一定的租金。黄包车也不是属于车夫的，是他们租来的。每个地方都有盘踞多年规模不小的车行，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车分为三六九等，车夫按照所租用的车的等级支付相应的租金。
除此之外，车夫们还得承担着牌照费。当时，由于黄包车实在是太多，经常造成拥堵的现象，官方为了限制车的数量，采取了限量发放牌照的政策。
物以稀为贵，这牌照的费用自然年年水涨船高。商人逐利，怎么肯承担这笔高额的费用，到最后，全都由车夫们分摊承担了。在包车的费用之外，车夫们还有一笔人们意料之外的费用要交，那就是罚款。随着各种交通出现，相应的规则自然也就随之诞生了。
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今天是民国的靠左，明天日本占领了就又换了新的规则。没有文化的车夫们很容易因为搞不清楚状况而违章被罚。算下来，到手的钱可不就没有多少。为了省钱，天黑了，他们要么找个桥洞猫一晚，要么住最便宜的通铺。攒下些银钱，还惦记着寄回家里，让老人孩子好有口饭吃。
仅仅是希望家人能吃上饭不至于饿死，能穿得好孩子能够上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用血汗挣着一份辛苦钱的车夫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应对着万恶的社会给他们的重重“考验”：以欺压、敲诈穷苦百姓为生的地痞流氓，以盗窃为生的小偷。
若是不幸被这些人盯上了，辛辛苦苦转来的钱被偷去、被敲诈走，那可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黄包车夫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仅仅是在北平这一个城市，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多达五万多人。推想到全国，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常年的辛苦，让年轻的壮汉早早弯了腰，累出了病。可为了生活，他们还是不敢轻易停下来，于是，很多人就在拉车的途中一头栽倒，离开了这个让他们苦苦挣扎的世界。
小结：
黄包车夫们为求生计，日夜不停拉着客人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来回奔跑，所得一般不过仅仅果腹而已，命运极为悲惨，可那些欺压他们的车行、商贩却都踏着这些血泪赚钱发财了。
放眼整个社会，黄包车夫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更多的底层百姓在受到剥削。也是因此，才有仁人志士看穿本质之后毅然决然走上了解放老百姓，为他们谋福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