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否认的是,甘肃总兵在外御番虏侵犯、内保辖境和谐,护卫朝贡贸易与茶马贸易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甘肃总兵的贡献
一、甘肃总兵的概况
甘肃总兵作为甘肃镇最高军事长官,总镇一方,以下统领协守、分守、守备等官员。其主要职掌有:修筑边堡、扩建城府、督理贡市、护送贡使、备边杀敌、招抚夷虏及屯田养马、兼理粮草。
群体概况分别从籍贯分布、出身概况、镇守资格和任职时间方面说明具体如下:从籍贯分布上看,明前期甘肃总兵籍贯主要分布在南北直隶及甘肃镇,明中后期主要分布在九边军镇,总体上籍贯分布在甘肃镇的人最多;
从出身概况上看,甘肃总兵世职出身占主体,行伍是重要构成部分,将门及武举仅作为补充;
从镇守资格上看,明中前期甘肃总兵镇守衔职最高,中后期泛指;
从任职时间上看,以中短期为主体。
二、外御番虏侵犯
甘肃镇地处边塞,近于胡虏。不同时期其军事战略态势有着不同的发展态势,它是随着西北地缘政治、边疆政策及明军与蒙古势力之消长情况不断发展变化的。明初甘肃镇防御的重点对象为帖木儿帝国,宣德至成化期间,甘肃镇重点防御对象要为鞑靼阿鲁台和鞑靼孛来为主。
自宣德至万历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在甘肃镇的侵扰活动多达38次。明代中后期河西地区的边患,不仅有北虏还有西番,正德十一年吐鲁番复占哈密,纵兵犯肃州。随着蒙古诸部的逐渐强大,该地的军事防守呈现出日趋紧张的态势。蒙古部落频频南下侵扰甘、凉等地。
明廷为保障西北边境安全,立军镇,设卫所,驻总兵。作为甘肃镇的最高军事将领,许多甘肃总兵在其任职期间,奋勇杀敌,阻止各方势力的侵犯,甚至有人丧命于此。
蒋贵,江都人,字大富,出身行伍,从燕山卫随明成祖朱棣起兵,正统四年一月任甘肃总兵官,正统五年十二月调往云南麓川,身材魁梧,擅长骑射,后封为定西侯。蒋贵虽然任职甘肃总兵的时间较短,但在其任职期内,也做到了外御北虏,蒋贵率军剿杀朵儿只伯,保卫了西北边境。
李怀信,万历四十三年一月,摧甘肃总兵官,直至万历四十七年。任期四年,松山势力侵扰边境,李怀信破敌,威著于河西地区。王玺成化十二年四月至成化二十年二月任甘肃总兵,任职八年之久。甘肃总兵群体中许多将领较为英勇。
三、内保辖境和谐
甘肃地处边疆,西面南面有青海、西藏番夷势力的侵扰南、北面抵御蒙古势力的入侵,正所谓“北控达虏,西备回夷,内抚属番,南邻羗谷,治皆卫所,而无郡县”,国防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大批军队来巩固国防,维持社会秩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政建置。甘肃镇不符合府州县设立的标准,且较为偏远,不便于陕西布政司管理。
甘肃总兵在明初期相关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对甘肃镇的管辖涉及到方方面面。宋晟,字景阳,定远人永乐二年至永乐六年任甘肃总兵,任职时间为四年。永乐五年,皇帝敕宋晟曰:“近闻回回多买中国人妻妾、子女出境,律买卖者皆处死,宜严加禁约之,世因循也。”说明此时甘肃总兵宋晟兼管部分民事,如上疏民事禁止买卖人口。
永乐五年十二月,成祖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敕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这说明甘肃总兵亦有荐选人才的权力。
正统八年,由于也先的残暴,赤金蒙古部且旺失欲移驻到离肃州很近的地方,甘肃总兵任礼对此坚决反对。任礼还帮助家僮申请少交粮食,边境没有预防警报系统,任礼就同巡抚曹翼一起屯田贮存粮食,修缮武器装备,操练士兵,当时边备很稳固。
《明史》记载:“清御士有恩,久镇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惮之。彭清充任甘肃总兵官时收到士兵的赞赏,长时间镇守在西北边陲,威名远扬,西番北虏南夷都很忌惮他的威名。彭清廉洁不受赂,甚至母亲妻妹都不承认他,死后不让其归宗门。
这些甘肃总兵都在甘肃有一定的建树,或者品行廉洁,值得尊敬,是当时人们的楷模,他们为维护甘肃镇内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明代甘肃总兵的局限
明初,武将的地位高于文臣。国家逐渐安定后,武官军事职能下降,文臣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超过武将并长期凌驾于武将地位之上,使得武将发展空间变小。由于明代长期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以及文臣统军的影响,使得甘肃总兵的职权变化有局限性。
甘肃总兵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有结党营私、霸占屯田、侵夺水利、渎职等,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但依旧不能否认多数甘肃总兵是为甘肃镇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明代甘肃总兵权力是有限的,所起到的影响也没有想象中大。
明代甘肃总兵仅在明朝前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越到后期所产生的影响越小,这和国内政治形势以及重文抑武的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重文抑武
明朝初期,统治者通过重用武将来巩固新政权,此时文臣地位明显低于武将位,此时武将的地位明显高于文臣。国家趋于安定以后,军事职能开始衰落,人口愈多,事务愈多,军政统一管理效率愈加低下,因此,明统治者派文官管理甘肃地区的政务。
明廷尚未确定武将总兵与文官巡抚的隶属关系,使得“遇事各为可否,有警不相救援”。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认为“必设总督而后能平之”。到了明朝中后期,承平日久,随着文臣统军制度的确立,文臣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超过武将并长期凌驾于武将地位之上,致使明朝的军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不到发展。
明朝末期,由于崇文黜武形势的日益加剧,武将群体亟需重新得到朝廷重用,以此来提高其地位。尽管如此,由于明朝长时间实行重文轻武以及其文臣统军政策,文臣地位远超武将。
宣德十年六月,明英宗“命太保宁阳侯陈懋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兵部右侍郎徐晞参赞军务,同镇守甘肃”。同年十月敕“左侍郎柴车往甘肃,协同总兵镇守官整饬边备”。此则敕令制约了总兵对于军队的控制权。此时,文臣已经开始制约武将的部分权力,武将早期备受重视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
成化后,总督地位高于总兵,“重文抑武”是逐渐形成的过程,明前期武官集团的文官低于武官,文臣统兵后,武将地位下降。武官权力的下降致使甘肃总兵的职权仅在明前期发挥明显的作用,后期权利愈来愈低,所起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少,由原来广泛的职权转变为仅带兵打仗。即职权由多向化向专一化演变。
二、个人不作为
除去客观因素,甘肃总兵的局限还在其本身。有人恪尽职守,亦会有人玩忽职守,自身的不作为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一)贪污腐败
明朝官员严重的腐败行为,致使河西地区的出现多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其中屯田被侵占的社会现象尤为严重。
正统二年,明英宗朱祁镇听说甘肃镇总兵官以及太监等官侵占大量田地水利,于是派兵部侍郎柴车等官前去核实,以土地贫瘠程度与人口多寡进行判断奏曰:“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太监兴安、王瑾,崇信伯费瓛,都督刘广、史昭,共占田六百余顷。被核实出有问题的甘肃总兵占了一半。
朝廷任命许铭为都御史前往甘肃地区主持甘肃事务。许铭一到甘肃地区便主持其月粮“折银”的事情,许铭对月粮的处理,使得河西高昂的粮价下滑,缓解了该甘肃镇的粮食问题,然而这此举措触犯了总兵官李隆的利益。
事情起因是,总兵官李隆在许铭没来甘肃之前,滥用职权,不仅利用自己的总兵官职,侵占大量屯田,而且还私役当地军士囤积粮食。由于许铭对粮价的调整,使得原来高昂的粮价很大幅度的下降,导致李隆从粮食上的牟利变小了。
于是李隆教唆士兵闹事“增粮价”,许铭极力反对,李隆便教唆他手下的士兵将许铭杀害,并将其尸体烧毁。与此同时,“大掠城中,释狱囚,劫官库”。此事件为“甘州军乱”。此事件一出,一片哗然,甘州地区出现了一片混乱的局面。由于巡抚甘肃都御史被杀,兹事体大,河西地区内政出现混乱状况,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渎职
柳溥,字广达,安庆人,为明朝初期将领柳升之子,充任甘肃总兵的时间极短,未到一年。但是他在短短的时间内,频频渎职。天顺二年十二月,虏寇侵犯西部边陲地区,甘肃总兵柳溥进行征讨,但他就坐在那里没有行动,严重渎职,后被弹劾。
同年十二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郭文奏安远侯柳溥“西征时纪律不严,致都指挥黄钦等掠人女子肆淫乱,都察院请俱执治”,军纪松散,对下属管教不力。因其误失战机,后被革去太傅令。
甘肃总兵周玉曾镇守于宣府,比较有名,之后镇守甘肃,其部下多次犯错,不仅如此,还侵占屯田。正如《明史》记载:“玉初为偏裨,及镇宣府,甚有名。后莅甘肃,部下屡失事,又侵屯田。”虽然不是他自己犯的错误,但属管制下属不力的渎职。
明嘉靖以后,河西屯田被侵占的态势日渐严重。“掌屯之官,武职则惯于侵渔,文职则事多姑息,屯法之坏,职此之由耳。”河西各地镇守官员不仅占种土地,侵夺水利,而且不纳税粮。吏治的腐败,致使甘肃镇“屯地荒芜,仓廪空虚”。甘肃总兵的不作为,加深了对屯田的破坏程度,人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