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宋朝在言论管控方面的差距，苏轼、欧阳修在清朝必死无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上书谈论新法弊端触怒王安石，故而遭到于是谢景的弹劾，苏轼只得请求出京任职，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又先后被调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身为诗人的苏轼，在北宋那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在被迫出京为官的情形下，这封《湖州谢表》中便发了些牢骚，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头上。
为此还嫌不够，新党又对苏轼往日诗作进行潜心研究，从中挑出大量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番牵强附会之下，朝中便形成了一片倒苏之声。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台严加审查。
元丰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苏轼诗案审理情况，不仅苏轼暗讽朝廷之事被坐实，就连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收藏苏轼诗词的大臣名士也被牵连其中。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而神宗则由于祖训而举棋不定。
后来，在诸多大臣和王安石的求情之下，苏轼这才得以免死，但却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而驸马王诜则因与苏轼交往过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王巩则被发配西南，苏辙也被牵连，被贬为筠州酒监。张平方、司马光、范镇等人则各被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
在对文人相对宽容的宋朝尚且如此，如果“乌台诗案”发生在大兴文字狱的清朝，那结果简直不堪设想，苏轼本人那定然是必死无疑，就连王诜、王巩、苏辙恐怕也难以幸免，至于司马光等人就算不死，恐怕也得脱层皮。
《朋党论》如果出现在清朝，欧阳修也是必死无疑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这便是著名的《朋党论》，目的便是为了驳斥保守派的攻击，他认为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乃是天经地义之事，甚至列举了上古尧、舜时期的例子，证明君子结为朋党不仅无害，且可以万众一心的治理国家。
欧阳修之所以会写《朋党论》，乃是对保守派攻击自己“结党营私”的一种反驳。要知道，历朝历代皇帝对朋党之害都是深恶痛绝的，朝臣对于“结党营私”这种罪名更是避之不及。恐怕也只有在政治较为开明的宋朝，欧阳修才敢公然替朋党正名，而且仁宗在阅读完欧阳修所言之后，竟然还颇有感悟，认为其说的有些道理。
可是如果欧阳修的《朋党论》出现在清朝呢？雍正皇帝便曾读过《朋党论》，对于欧阳修的说法他则是嗤之以鼻，甚至还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来反驳欧阳修，他认为：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致，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而根据《雍正朝起居注》中的记载，雍正在读过《朋党论》之后，说了一句“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可见，欧阳修的《朋党论》如果出现在清朝，那定然是必死无疑。
宋朝对于“士大夫”的确很是宽容，只要不是事涉谋反之罪，最多也不过流放而已，再加上宋朝的大赦极多，大臣们顶多是换个地方生活些日子，并无多大损伤，因此大臣们才敢于仗义执言。然而在言论管控极为严格，文字狱大兴的清朝，下场无疑将会极为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