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奇案：一个小吏的生死，决定着长孙无忌的生死淘大唐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那天，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部长）长孙无忌奉召进宫，忘了解下腰间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当时看守宫门的校尉（低级武官）也未察觉。直到长孙无忌参见完毕，返回至宫门口，校尉才发觉长孙大人是带着刀见过皇上的。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当斩”啊。校尉知道捅了大娄子，不敢隐瞒，即刻报告了有关部门。
长孙无忌不但是开国元勋，位极人臣，而且是太宗的大舅子，皇亲国戚，这事出在他的身上，还真不好办。这时，善于揣摩皇上心思的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提议，守门武官失职，罪该处死；而长孙无忌身为重臣，为人表率，却粗心大意，忘记法度，应处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
对于此事，封德彝心里明白，对于长孙无忌这样的高层人物，“罚铜二十斤”不过是小菜一碟；至于二年徒刑，执行起来也不乏周旋的余地。君不见，死刑尚且可以缓刑，无期可以变有期，何况还有监外执行、因病假释等多种补救措施。而那个倒霉的校尉就只能被当作“秉公执法”的“标本”了。封德彝发表如此高见，自是为了让皇上满意。果然，“太宗从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断。
然而，大理寺少卿（相当于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戴胄却据法反驳道：“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两人犯了同样的过失，依大唐法律皆为死罪，怎么可以判决畸轻畸重呢？
戴胄接着说：“陛下如果考虑长孙无忌的功劳，不治他的重罪，臣当然听候圣上裁定；但这绝非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对长孙无忌罚铜，显然是用法失当啊。”
戴胄很会拿“法”来说事，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你官高爵显，功劳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样要依法追究，罚当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辩驳，实际上就是在考验唐太宗：看你是选择“开私恩”还是“奉公法”？话说到这个份上，唐太宗不得不摆出“公正”的姿态，搪塞道：“法律乃是国家的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就可以徇情枉法呢？”遂命再议定处理意见。
案子重审，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坚持己见，果然，太宗“将从其议”。然而，戴胄又反驳道：“守门武官是因为长孙无忌才犯了罪，依法应当从轻判处；如果都有过错，那也不该判他一人死罪呀！”
戴胄的言外之意是，你判校尉死，长孙也得死；校尉活，长孙才能活，无论如何也不能弄出如此悬殊的“一生一死”的判决。戴胄当然明白唐太宗想放长孙一马，搞点特殊优待政策，所以，他出于公正之心，才为校尉仗义执言，争取司法的公平。
说到最后，戴胄仍然“敢以固请”，太宗不得不“收回成命”。正因为有了他的两度据法力辩，才促使太宗改变主意，对贵贱亲疏一视同仁，作出明智的决定。终于，“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此案得到公正判决。
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实在耐人寻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尽管显得颇为被动，但作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他最终能够接受忠臣的劝诫，纠正错判，不能不说是公正的。
然而，如果依照唐律，长孙无忌带刀上殿，校尉“不觉”，本该一同处斩，现在仅因为皇帝要保住皇亲兼高干的长孙无忌的脑袋，同时又不得不顾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长孙无忌的救命车，侥幸地捡回了一条小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太宗的“公正”只是相对的，仍是权力和私情在法律中双重发酵、双重干预的结果。
本文作者｜邓忠强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