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曹操没有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他的“奸雄”人设会改变吗
在构建曹操奸雄身份的这些元素中，“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确实比较明显。在《三国演义》中这句话更被演化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把单纯表示其他人的“人”，扩展为“天下人”。负人到负天下人，曹操奸雄的特征可谓一目了然。
但是，如果曹操压根没有说过这两句话，是否就不会被塑造成奸雄呢？显然不是。
简单说，一个人的人设，或者说他的历史形象，主要看的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经典的言论，确实可以加强一个人某方面形象，但前提是该言论与行为一致。
比如说，曹操的另一重身份，是个多情种子，风流浪爷。他的这个人设，固然与他临终前“分香”的言论，在宛城“此城中有妓女乎”（演义原创）的天籁发问，以及在曹丕霸占甄宓后感叹“便宜了这小子”有关，但是，这些言论之所以让人觉得妙趣横生，主要是操哥确实在行动上更走在了前面——比如娶了诸位人妻，宠爱假子，对原配丁夫人恋恋不舍，等等。
相反，如果言论与行为不相符合，那就只会落人笑柄。比如吕布的“布平生不好斗，唯好解斗”，或者“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
回到曹操身上，曹操的言论是很多的。他不但说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写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真是悲天悯人，慈悲心肠。后者在当代，作为曹操人设的要素，同样被许多人所接受。
那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言论，哪个才能加强曹操的人设呢？显然，评价标准是看他做的什么。
年轻时候的曹操，确实有一腔热血为汉室，斗宦官，平黄巾，讨董卓，都是奋不顾身。那时候的曹操，完全是伟光正的形象。同时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人，面对汉室衰微，军民苦难，他的诗歌中表达那种悲悯的情怀，未必就是假惺惺，很可能真是有感而发。
但是，人都是矛盾的。
尽管写出了如此富有同情心的诗文，但曹操以奸雄二字论，终究并不为过。
所谓雄，在其雄才大略，自不必多说。所谓奸，即在其所作所为。
曹操一生征战，刑戮由心，赏罚在口。他不但杀了不肯与他合流的边让、孔融，杀了为他立下大功而口出狂言的许攸，杀了在立储中站错队的杨修，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曾为他立下功劳，并无过错的崔琰、毛介、娄珪等人。可以说，即使站在曹魏集团本身的立场上，曹操的多疑嗜杀，也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至于他诡计多端，好用诈术，心狠手辣等等，就更不必多说。
更别说，曹军所到之处，动辄屠城。攻打徐州时杀人数以万计，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后坑杀袁军俘虏数万。暴名在外，竟使得曹军大举南下，刘琮不战而降的情况下，荆州十数万百姓主动跟随刘备难逃。这固然是刘备的人格魅力作用，也和曹操的暴名密不可分。
至于前面那些悲天悯人的文化气息，固然也是曹操人设上的重要标签，但在他的行为指导中并不占主流。除了吸引当代一些粉丝外，对历史评价而言，起不到太大的扭转作用。
曹瞒传记载他“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兗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於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
这些都是残暴的象征。
还有如借仓官人头安定军心、梦中杀人、床头捉刀等事，无不体现其奸的一面。
所以，曹操奸雄人设，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有没有那句言论，影响其实不大。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