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为官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地方官学的发展变革如何？
唐代地方官学依行政区划分为州学、县学、乡学三级体系，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管，总归于中央礼部统一管理。地方官学的学制紧紧围绕着尊圣崇儒思想，教授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同时也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不仅在一些地区任用精通儒学的僧人为地方学官，还一度设置了以研究道家经典为主的崇玄学。
唐代地方官学体制完备，对学官及官学生的管理都很严密，鉴于地方学官教化职责的特殊性，在选任标准上除了吏部规定的“身、言、书、判”标准以外，另有才能和德行两方面的要求。
唐代地方官学生较平民而言身份特殊，享有廪食、住宿和免课役的特权，但其入学资格不高，主要体现在入学的门第要求较为宽松，优秀的庶族子弟也可入官学。
地方官学生中学有所成者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或选择留在当地任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的新兴力量。由于地方官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士子登科及第，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地方官学所授内容之间的脱节，唐代地方官学开始由盛转衰，最终名存实亡，空余礼仪职能，形成“学废而庙存”的特点。
唐代地方官学的建制、管理及教授内容
中国古代官学的设立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兴太学。武帝兴太学前虽也有博士教授弟子之制，但皆自授其徒，朝廷并无考察、举用之法。
汉武帝元朔五年，“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由政府正式下令兴学并任命学官，将文教置于政治目的下的中国古代官学制度自此确立。地方官学的设立也始于汉武帝时期。
随着汉代官学的不断发展，汉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是由政府主持设立地方官学的最早记载。史料中有明确记载将地方官学制度化的时期，则要追溯到汉平帝元始三年即王莽执政时期。
王莽时期积极发展各级官学，并建立地方学制，“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明确规范了地方官学的建制，此时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地方官学发展到唐代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代的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详尽，奠定了后世官学制度的蓝图，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地方官学建制沿革
唐代的地方官学主要依各行政区分级设置。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为“道、府、州（郡）、县”，因道在唐代前期属“监察区划而非行政区划”，府与州平级，故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实际为州县二级制，县之下还设有乡里。
唐代的地方官学便根据各行政区划的层级，分为州府学、县学与乡学，并按管辖范围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将地方各学分为上中下三个级别，依级别设置各学师资与学生。
唐王朝建立之初便十分重视官学的发展。高祖初入长安，战事未平，便敕令设立官学，其中就包括地方官学。唐高祖在恢复中央官学，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同时，将地方官学的层级分为郡学和县学，并对各级官学的生徒员额作了具体规定。
至武德七年（624），天下初定，政权基本稳固后，唐王朝又重申了州县官学的设置，并明令规定每乡置学。《通典》载：“（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这是有关唐代设立乡学现存最早的记载。
唐王朝捃摭遗逸，将“志希学艺”的士子送于京学并设考课之法。这一诏令为王公贵胄以外的州县吏民子弟置学，并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唐代对地方士子的重视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得出唐代地方官学的设置此时已下移至乡学。
然而在“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的形势下，武德年间唐王朝的重心始终围绕着扩大版图、稳定社稷。即使是唐政府下诏敦促置学，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这些诏令背后更多的是表明政府收拢人才，重视儒学的态度。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继续为地方官学的建设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贞观初年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充实了官学的师资力量，此后，地方学官的选任开始步入正轨，
如贞观五年（631）的钱元修补长兴县博士，李諝受常州博士，贾玄赞“（贞观）廿一年，初任洛州博士”等；贞观三年，地方官学除经学外另在各州设立医学，补充了地方官学的分科。
贞观四年，完善了地方官学的建设，“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后太宗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与诸儒撰成《五经正义》，作为经学教材令天下传习，革除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北经学分立给官学教育带来的弊端。
地方官学的祭祀礼仪也在建设之中，贞观六年诏天下行乡饮酒礼，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依礼行之，二十一年，诸臣议定州县官学释奠的流程“州县释奠，亦以博士为主”。
此外，文献中亦有此时州县乡学的明确记载，贞观初年，上党黎城人王庆“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河南缑氏人张简作为国子监助教“曾为乡学讲文选”，贞观末年的王义方被贬为儋州吉安丞后，大力发展当地教育，亲自为生徒讲经，教授儒家学礼，表明此时地方官学的州、县、乡三级体系已初步完备。
关于唐代乡学的性质问题，学界目前尚有争议。自武德七年置乡学诏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又再次敕令地方乡里置学。《通典》载：“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明文规定由政府兴办，并配备师资，学校教育在国家控制之内。
按吴霓先生的“从广义上来说，不由政府主持，而且不纳入国家学校制度之内的教学活动都应属于私学的范畴”界定，乡学应属官学体系无疑。至唐德宗贞元年间以后，随着地方官学的衰落，文献中不再有乡学的明确记载，此时的乡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地方官员彰显功绩的存在。
此外，唐代地方乡学之下有无里学，研究者们也意见不一。一些学者认为玄宗二十六年的敕令提及“里别各置一学”是里学存在的证明。如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中认为唐代的地方官学应是州、县、乡、里四级制。孔祥星主编的《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里也认为乡学之下有里学存在。
然而据此诏在其它文献中的记载，文意则稍有不同。据《旧唐书》载：“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很明确的指出州县之下每乡置一乡学。此后，玄宗朝曾数次敦促置乡学。
开元二十九年下诏，“其天下道学，固已有置者，并乡学等，此并切于生人，比来兴置，盖为教导，各宜敦劝，使有成益”；天宝三载（744年）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并令学官教授，“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史，明申劝课”。
天宝七载诏“古者乡有塾，党有库，所以明尊卑之仪，正长幼之序，风化之道，义在于此。先置乡学，务令敦劝”；贞元三年（787年），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甚至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也只“置乡校、县学、州庠，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志”，这些敕令均只云乡学而未提及里学。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乡学之下并无里学。如宋社洪认为唐代贞元以前的地方学校体制“本就是州、县、乡学三级制，没有所谓的更低级别的‘里’学。”因为唐代“乡”为虚设，“里”才是实体，故《通典》所云“里别置学”实为“将乡学置于里中”。
结语
综上所述，唐代的地方官学体系自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初建，至唐玄宗贞观年间已经深入至乡里，州、县、乡三级地方官学体制此时已初步完备。至少在唐德宗贞元年以前，乡学是作为官学的性质存在于唐代教育网络之中，在此之前地方官学始终都保持着三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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