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最初希望继承人为守成之君，后来则希望完成未竟之业
廷尉监丙吉受诏治巫蛊郡邸狱，见而生怜，就挑选女徒小心保养皇曾孙。内谒者令郭穰奉旨到郡邸狱提取皇曾孙，丙吉闭门不纳，说：“他人无辜而死犹不可，况亲曾孙乎！”拒守到天明。郭穰还报武帝，武帝竟因此恍然大悟，于是大赦天下。巫蛊之祸至此才告结束。
倘若不是丙吉，戾太子之孙宣帝刘询早已被杀，要知道这是在汉武帝悔悟杀太子之后三年。
巫蛊之祸的深层次分析
汉武帝曾因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材能少，不类己”而动过改换继嗣的念头。后来他放弃了这一念头，主要是考虑到身后需要一个“守文之主”。《资治通鉴》描述其后武帝与戾太子的关系说：“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诫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武帝明明知道太子的性格、政见及统治作风都与自己不同，却不加斥责，反加以肯定，应是出于日后守成的需要。
按照武帝最初的构想，一旦事业成功，转入守成，父子俩的分歧便会消失。然而由于通西域一项任务的追加，武帝虽按时举行了封禅大典，却未按时实现政策的转折。政见分歧的武帝父子长期并处一朝，导致朝廷分裂，群臣围绕皇帝与太子逐渐形成对立的两派。
《通鉴》接着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太子与皇帝对立，必然处于劣势，未必全是由于“邪臣多党与”。帝党大臣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日后遭受新君的打击，而要设法消灭太子党，也是情理中事。结果，政策转折的拖延，引起了激烈的朝廷党争，加上江充等偿臣小人作用其间，终于暴发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狱，使太子一党包括卫氏宗族几乎被一网打尽。
刘彻
不过，群臣“深酷用法者”要消灭太子党，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田余庆先生指出，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狱“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江充等人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汉书·外戚传》记载：“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日：‘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此事发生在巫蛊之狱前三四年，正是武帝与太子的矛盾日渐激化之时。在这一背景下，关于钩弋母子的种种奇闻，隐约显示出某种政治含义，似乎向世人暗示着什么。司马光点破了其中的秘密。
《资治通鉴》卷二二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
“奇女”“尧母”云云，表明武帝有“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之心。江充之流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公然陷害皇后、太子。
为戾太子平反而未厚待太子后人原因
武帝晚年再次萌发更换继嗣的念头，不是由于太子刘据有什么变化，因而不再适于做日后的守文之主，也不是由于少子弗陵比刘据更适于“守文”，而是由于武帝自己对其事业发展过程的构想发生了变化，因而不再需要一个守文之主了。
《汉书·外戚传》记载：“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显然，武帝此时需要的是一个“类我”的继承人。抛弃“不类己”的戾太子，代之以“类我”的钩弋子，是武帝晚年对身后安排所做的重大调整。这意味着武帝赋予继嗣的任务不再是“守文”，而是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西北形势有关。如前述，太初四年（前101年）伐大宛胜利后，武帝“意欲遂困胡”，再次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但汉军经过数十年征战，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故一再失利。这使武帝逐渐意识到要在短期内征服匈奴是很难的，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战争可能要长期进行下去。
巫蛊之祸
而武帝此时已年过六旬，来日无多，为了使其毕生的事业不致功亏一篑，更换继嗣，使既定政策能继续下去，便有其必要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钩弋受宠，弗陵出生，武帝遂以“尧母”之命向世人透露了改换继嗣之意，其后又指使或纵容江充之流大兴针对太子的巫蛊之狱。
后来，武帝一一除掉迫害太子的人，为太子谋反罪名昭雪，做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思念，又发布轮台之诏，停止大规模出师征伐。然而，为太子昭雪并不意味着承认太子无“过”。《汉书·武五子传》宣帝即位后命群臣为太子议谥，有司根据谥法“谥者，行之迹也”的原则，认为太子应谥为“戾”，得到宣帝批准。案《逸周书·谥法解》：“不悔前过日戾。”宣帝及有司为太子选定这一谥号，肯定是沿用武帝对他的评价。
《武五子传》日：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榖梁》。及冠，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这段文字暗示太子在学术和政见上是有“过”的，很可能来自关于太子事件的官方结论。
发布轮台之诏也不意味着武帝又改变了主张，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从此放弃了“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终目标。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国力得以恢复，使对外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经过上述一系列铺垫，武帝临死命钩弋子继位，又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居“中朝”辅政，桑弘羊、车千秋执掌外朝事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守文”的班子。武帝寄于他们的希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