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晚年昏招频出，这三件事儿，直接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作为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自从他于公元1224年即位开始，到公元1264年驾崩。除了上位上的不怎么光彩之外，在当皇帝的这四十年里，评一个守成之君，还是够资格的。
但是在执政的最后两年，他也像许多英明神武的帝王一样，不可避免的犯下了三个错误：其一是针对帝国武将的“打算法”；其二是出于改善土地兼并所提出“公田法”；其三是安排了一个到死都没有断奶的接班人。
所谓“打算法”，就是在宋理宗和贾似道的主持下，选派南宋的中央官员，到地方上稽核当地的军政大员在任职期间有无虚报兵员，冒领军饷、贪污受贿等等政治经济问题。
但是，南宋后期那个乱世，无论统领数千兵马的都统或是掌管一方军政的安抚使，都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手下还有一批虎狼之军要维护，谁的屁股都不是那么干净。如果此时的“打算”之法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惩罚力度，则无伤大局，对于增强国力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在贾似道的主持之下，这件事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公元1261年到1263年的两年间，“打算法”在南宋境内开展的如火如荼，诸如南宋名将杜庶，曹世雄，向士璧这些人都被逼迫致死，勇将刘整被破降蒙，李曾伯以及在钓鱼城打死蒙哥的王坚都被革职。
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结果。
宋理宗本来想凭借着“打算法”，在整个南宋的国防军里面反腐倡廉，整顿军务，加强朝廷对于军队的直接掌控。
只是，愿望是美好的，结果却是糟心的。随着一批批武将的被打到，被空出来的军权大部落入了以吕文德为代表的军事集团手中，而吕文德一向又以贾似道马首是瞻。这让年纪轻轻就春风得意的贾似道不仅在朝堂上把控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更染指着南宋疆域内的军事大权。
千抓万抓，最后让南宋的军政大权落在了贾似道的手中，这是宋理宗生前死后都始料未及的！
所谓的“公田法”，说简单点那便是重新丈量土地。南宋末年，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这时的宋理宗打算重新丈量土地。对于那些兼并土地太多的地主官绅，宋理宗下令由朝廷出资，将他们超出额度的土地购买，收归于朝廷所有。从而精确的算出大户的税收和增加朝廷的的耕地面积以充实国库。
从出发点上看，南宋朝廷此举也无可厚非。但是那些手中握有实实在在利益的地主官绅却不愿意了。
在历朝历代的皇权统治之下，官绅地主阶级一直是影响天下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即使在汉唐那样辉煌而强盛的时代，朝廷也不敢轻易动他们，只能以拉拢安抚而逐步改革为主。而在宋理宗和贾似道的主持之下，这个偏安一隅，饱受欺凌的南宋王朝，强行拿走地主官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无疑宣告了地主阶级和南宋朝廷之间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在这战火频繁的时代里，动摇了南宋朝廷在江南的统治根基。
从这一点上看，“公田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似乎比“打算法”更为严重！
“打算”和“公田”这两个问题，若是放在和平时期，或许不能算作错误，但是宋理宗当政时期，南宋帝国正处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宋理宗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进行“打算”和“公田”，最终成为了他为君四十年来，在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两个斗争方向性错误。
而这错误的跟源来自于南宋的君臣没有清醒的意识到，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大于阶级矛盾。而这时，他们所应该做的便是联合所有能联合的力量，先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再说。
但是当公元1259年，蒙哥战死，忽必烈与阿里布哥争夺汗位，蒙古陷入内乱之后。南宋君臣就错误的判断出北方的危险已经解除，继而把目光集中在南宋国内的派系矛盾和阶级矛盾之中。从而通过“打算”和“公田”两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将武将集团和地主阶级推向了南宋朝廷的对立面，为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最后，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从《宋史》的记载来看，宋理宗的养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度宗赵禥，和西晋的那个“何不食肉糜乎”的晋惠帝没什么区别。即使是翻遍了史书，也没找到这个叫宋度宗的赵禥，除了好色，还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事情。
宋理宗选择了赵禥作为帝国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又让贾似道做了赵禥的老师。由此，我们不得不通过这接二连三的错误，对宋理宗晚年的眼光做出质疑。
公元1264年，属于宋理宗的舞榭歌台，风流夜曲已经过去，但是他生前所遗留的问题，却不会被他一并带走，南宋灭亡的种子已经由他亲手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