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
那一年，张之洞三十八岁，正在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两书都是写给本省初学者看的普及性读物。张之洞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輶
当然，对这两部书的成功，张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时，便不那么
然而全书并非“科举考试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讨论如何做“时文”以应付程试，旨在帮助“良材困学”在场屋中不致因犯规犯忌而被黜落。张之洞虽是两榜出身，但对科举考试却没有好感，身任学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内已如此。首篇教童生习做八股，篇题却用了颇含调侃意味的“学究语”，以示他“在官言官谊”而无可奈何。
中篇所谓的“学”，便撇开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学，而大谈应该通过读四部书而增进学问，逐一列举阅读经史子集的门径，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可读的版本目录。尽管他也说“为学忌分门户”，“读书期于明理”以及“致用”，实际介绍的却是清代汉学家读书治学的常识。谁都知道，清中叶吴皖两派汉学家的宗师惠栋和江永，都终老于诸生。从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应把金榜题名作为最高追求的传统来说，张之洞如此提倡“作秀才后宜读书”，大有存心“误人子弟”的气味。
有趣的还是上篇。对诸生说行，自然是指与士绅身份相称的行为守则，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气节、见识、习尚等等。这一篇罗列的守则共十七条，但都在清廷颁布的所谓圣谕、学规之外。据张之洞说，那些教条都已刻在碑上，写在书上，用不着再解说，“兹择其切于今日世风、本省士习者言之”。
说些什么呢？通观十七条，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位“天使”，最爱说“不”。后十条守则都以“戒”字开头，从“戒早开笔为文”，到“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讲学误入迷途”，直到“戒洋烟”，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但前七条守则，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例如第一条“德行谨厚”，解说如次：“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
例如第二条“人品高峻”，解说如次：“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往来(原注：蜀人谓匪类为帽顶)；——即为有品。”
两条解说不到一百八十字，却有十九个“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标准那样低微，甚至说没有欺诈劫略行径，便算“德行谨厚”，没有钻营舞弊劣迹，就是“人品高峻”。很难想象，这竟是对所谓四民之楷模、帝国之俊彦，所提出的行为尺度。两百年前，顾炎武曾提议“废天下之生员”，以为科举取士实为政府腐败的根由。黄宗羲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说这种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们都是备受张之洞推崇的人物。看来他推崇顾黄的理由，不尽因为他们是经史之学的大家，还由于他们对人才教育方面的见识。《輶
相形之下，《书目答问》更受学林重视。于是张之洞去世不久，便发生了著作权的问题。
问题是缪荃孙提出的。晚年自号艺风老人的缪荃孙，从光绪元年在成都拜张之洞为师以后，备受张之洞提携，几乎是如影随形。直到张之洞在一九○九年去世前夕，还要学部奏派他任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但在清亡后，他自编年谱以及其他文字，都说《书目答问》是他代“撰”的，虽然还说“撰”时曾得到藏书家章寿康之“助”。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因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
最早对缪说提出异议的是陈垣，以为缪荃孙在张之洞撰著《书目答问》时曾“随同助理”，刻成后又“为之订正”，都是事实，然而“均与代撰不同”。一九六三年柴德赓重提陈垣的异议，更批评缪荃孙在张之洞生前不作此论，“年谱作于张死后，未免有掠美之嫌”。
缪荃孙的自述，叶德辉引杨锐语作证，的确存在死无对证的问题。然而在清代，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命人撰书，署为己作，早成积习，虽大学者也不免。著名的《水经注》校本官司，被告竟是乾嘉考证学的皖派大师戴震，虽有胡适积晚年之精力替戴震翻案，而至今仍属疑案，便是显例。何况戴震当初不过是翰林院庶吉士，区区一名皇家学院“博士研究生”而已，由于充当四库馆臣，享有审查赵一清手稿的小小特权，尚且不免瓜田李下的重大嫌疑。何况张之洞身任通省教育长官，已显示为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而缪荃孙以举人充当四川总督西席的身份，不惜拜年长仅七岁的张之洞为师，显然有求于他。此后缪荃孙三十余年的宦学经历，都视这位“南皮师相”的升迁为转移。要求他在张之洞生前，而且在清帝国灭亡前，直承自己是《书目答问》的捉刀人，可能吗？因此，他在张之洞死后，并在“张文襄公”的谥号已成过去之后，躲在上海租界里写回忆录，提及此事，可能是“掠美”，但也可能是含蓄地批评恩师“掠美”。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第一手证据，例如《书目答问》的原稿或改稿，来推翻任何一说，所以不妨将这场著作权官司，交给出版史家去继续审理。根据目前的种种陈述，以下三点应属历史的事实：第一，《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的策划；第二，《书目答问》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第三，《书目答问》的取舍评骘经过张之洞的裁定。这里不拟逐点论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缪荃孙和他的支持者，从未对以上任何一点提出异说。
张之洞曾说，《书目答问》的意向，首在“指示门径”。这使人记起《輶
然而，张之洞欣赏邵书或许是真的，却不可能以邵书作为蓝本。一个原因，便是两人的学术取向并不一致。邵懿辰名为经学家，实则专用李光地、方苞的理学见解，排击乾嘉汉学，指古文《逸书》、《逸礼》为刘歆伪造，却反而推崇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张之洞虽说“为学忌分门户”，自称“性恶闻人低宋学，亦恶闻人低汉学”，但他附庸汉学的隐衷在两书中到处流露。例如《书目答问》通篇不提邵氏著作，已很奇怪，因为《礼经通论》已刻，不能用体例不收未刊书予以解释；而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举十三家数百人，也漏举邵懿辰，则更奇怪，因为他既有著述，且非生者，还是因力抗太平军“殉难”而名跻“国史儒林传”的。这种疏漏，倘非显示张之洞本人的某种价值取向，便很难理解。缪荃孙的说法，也只能存疑。
从《四库提要》问世以后，有学者含蓄地对它的分类法表示不满。孙星衍、张金吾等所藏私人藏书目录，都采用有别于四库藏书的分类法，便是例证。张之洞进了一步。他强调他的书目，所示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并特指初学者，由此取得了某种自由度，可对传统分类法实行改造。张之洞是谨慎的，对于《四库提要》那种“钦定”的分类范式，总体不冒犯，具体作调整。
例如经部。《四库提要》原分十类，先五经(包括《孝经》)，后四书，附小学，在编纂形式上仍然体现中世纪后期的信仰体系。《书目答问》却将它拆散，重分三类。除“小学”类目依旧，凡清代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则统归“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题注还申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灵”。这一调整，受害最烈的是朱子学系统的“四书学”，它作为中世纪晚期信仰体系的理论根基，在占据官方教育舞台中心位置七百年后，除朱熹本人的几本小书外，那些阐发所谓圣贤义理的大堆著作，几乎全被当作空话的楷模，驱出这份准官方的必读书单。
与此攸关的，再如子部。《提要》首列“儒家类”，所收大半是宋元明道学夫子的“语录”，虽然作者在本类诸序中对道学时加讥嘲。《答问》却把儒家降作二类，而新增“周秦诸子”居首。九流十家的代表作丛聚一类，固然反映诸子研究已成显学的现状，但取消《汉书·艺文志》以来儒家称尊的地位，对传统信仰体系更近于亵渎。何况儒家类三子目，居首的也是两汉至明清的“议论经济之属”，所选诸书多少都有批评正统学说的取向；“理学之属专书”又抑居二等，且只取周程张朱陆王等十几种书，其它“语录”剔除殆尽；还在下一子目小注中讽刺理学诸书多“腐陋”。相反，“儒家类考订之属”，则以它们“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作理由，不厌详列，其中大半是清代考据家著作。
重视丛书是张之洞的特识。《輶
张之洞没有忘记他的童生们，以“别录”为题开列了四类读物，前三类都属于揣摩制艺或学习考订的入门书。第四类是初级启蒙读物，只列六种。有意思的是特别说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学人皆不可不一览。”这部由湖南湘乡人蒋德钧所编的西学入门书，内容为天文学、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的常识，看来张之洞本人曾经“一览”，并且印象很深。
当初张之洞策划编纂《书目答问》，可能没有想过做一份清学史提纲，岂知最终却形成了性状类似的提纲。
说是类似，因为张之洞没有那种意向。比照《輶
正因如此，张之洞主持开列的这份书单，竭力表彰清代学者在传统学术诸领域的成就，便不足为奇。一八七五年他年近“不惑”，却仍然只有在翰林院放差的经验，离他超升封疆大吏并成为所谓洋务运动头面人物，还有六年。倘说他这时还是书生见识，还在指望端正学风以造就重振朝纲所需要的有用人才，那大概是不错的。
结果呢？《书目答问》成了主要胪举清代学术既往成果的全面清单。张之洞特别赞赏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史诸子研究，说是“实事求是”、“有实用”等等。于是，毫不奇怪，为什么在卷终出现了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他解释这是应诸生为择良师要求，急中生智，用此编替代，“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良师也”。可是，《姓名略》的小序，又道出他的“深意”，在彼不在此。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大。（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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