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皇帝：清世祖顺治的“罪己诏”透露了哪些秘密？
新朝辅佐借大行皇帝遗诏形式来厘革前朝弊政，历代皆有。但顺治遗诏以严厉无情地批判本民族的创业垂统之君为特色，对世祖一朝大政方针及个人品性否定无遗，历史上恐不多见。
孟森说：“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嗣主得位，出于常轨之外者，往往故暴先朝之过恶而惟恐不尽。”
遗诏的出台是满族当政者急于制止世祖亲政十年尤其是最后两三年的政治倾向，从而规定日后四辅臣执政的基本方针。就此而言，遗诏可视为满族统治集团入关近二十年后统治经验的总结。
尽管顺治末年的客观形势发展已经显示缓和民族矛盾、实行满汉联合是大势所趋，但遗诏表明，要使满洲当局主观认识达到这一点，使清初政治走上历史的必由之路，还需克服巨大的阻力。这是讨论顺治遗诏所不能忽视的。
此外，虽说遗诏并非世祖亲定，但遗诏对世祖政治举措的指斥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合符事实？七十年后，清高宗钦定《世祖实录》一反遗诏基调，颂扬世祖功绩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在位十有八年，而万世之规模已定。”
但不论是乾隆，还是其父其祖，在祖述其先辈创业时，对世祖这位本族的创业兼守文之君，真正的颂扬之辞并不算多。而将视世祖为本族叛逆的遗诏存留于不刊之典以垂示后人，也确实令人深思。
纵观顺治一朝，历史进程曲折反复，徘徊不前。世祖各种努力亦似多以失败结束：自云于汉官亲爱有加，然终其一世仍是满汉未协；竭力维护满洲根本，而八旗上下却离心离德；严惩贪官而赃风未已，奖励屯垦却财政愈亏；辞世之前，西南虽入版籍，但三藩大势已成，十年之后便煽毒全国。凡此种种，令后人论述世祖一朝文治武功，似无足称述者。
遗诏十四罪对世祖作全面检讨，从制度沿革、用人行政以及个人生活，几一无是处。但遗诏的基点却非常明确，即扭转世祖背离满洲旧制、日益倾向汉化的趋势。这就是第一罪定下的基调。
其第四、第五罪，是疏离满洲的具体内容：“朕于（宗室）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对满洲大臣，“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
上举罪状，有实指，但更多的属于满洲当局的主观判断。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世祖的这类指责，早在顺治十二年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遗书就表达出来了。济尔哈朗虽然也谈到八旗兵丁的疾苦，但最关心的还是恢复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威，诏令所出必经议政会议。关外旧制，除议政外，重要的还有诸王贝勒掌管六部二院，其前身是听讼理政的审断会议。
议政和掌管部务，是满洲贵族参与军国大计和把持政权最重要的形式。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权力早在入关前夕因皇太极之死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就由多尔衮的摄政王体制取消了。多尔衮摄政期间，凡事概取决于多尔衮及其亲信党羽，议政会议徒有虚名，不过是多尔衮篡权的工具。
世祖亲政之后，曾表示“率由旧典，复用诸王”，重新起用诸王贝勒分掌六部二院。但仅及一年，又走上多尔衮的老路，“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遗诏所指责的于满洲旧制“日有更张”，不仅世祖有份，多尔衮也有份，甚至皇太极也不免。显然，所谓更张旧制，另有含义。
皇太极多尔衮虽然不断破坏旧制，也任用汉人，但一切军事行政大权牢牢控制在满族手中，不使旁落外族。顺治八年初暴示多尔衮罪状于天下，就没有涉及改革传统。因此，更张旧制只有和渐习汉俗联系起来，才是危险的。世祖正是在这一点没有“效法太祖、太宗”而铁出了满洲传统的轨道，至少在济尔哈朗看来如此。
再从时间进程上看，世祖虽罢诸王贝勒管理部务，但半年后，即九年十月就整顿恢复了议政会议，议政会议的权力得到全面扩张。换言之，九年以前，世祖的举措是为满洲贵族所能认可的，而越轨的倾向应该发生于九年之后，等到十二年已使郑王所代表的满洲贵族不能继续沉默了。
这种基调，与遗诏无一不相吻合，不论二者的着眼点如何，其共同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满汉问题或者说世祖的汉化倾向被置于突出的位置。
这说明从郑亲王到四辅臣及太后，整个满族统治集团都意识到满汉关系的严重性。虽然这并不表明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和解决途径趋于一致，此其一。
其二，满汉矛盾自清入关之日起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客观现实要转化为满族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却颇费时日。清廷定鼎北京之后，仅用两年就连续击溃了农民军大顺、大西政权和南明诸藩，抗清力量被压缩到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其势如摧枯拉朽。而清廷统治者推行的五大弊政，却使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清统治区域内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使统一的形势复杂起来，前途变得扑朔迷离。世祖亲政之际，上距全国抗清高潮的平定已一年有余，下离大西军重振旗鼓后的北伐东征也有一年。自顺治七年初郑亲王大军从湖南撤回北京，到九年七月敬谨亲王尼堪南征”，两年间清洲八旗劲旅未有大规模行动。
满洲内部政权交替之际，外部形势正好给世祖提供了改弦更张、与民更始的时机。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清廷统治者竟全然无意于调整多尔衮摄政时的既定方针，缓和民族矛盾的紧张状态。除八年初颁布的例行大赦之外，仅有几次无关痛痒的减免罪罚、赋税、贡献的官样文章，而且大赦令中，还特地指明隐匿满洲逃人在不赦之列。
说清廷的短视，并非因其对五大弊政未作出根本性的反省。圈地、投充、逃人三项关系到满洲贵族以及八旗兵丁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基础，没有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不可能轻言放弃。而剃发、改衣冠，则出自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他们征服异族的精神支柱。失去这一支柱，在满洲统治者看来，无异于承认其统治的失败，迟早会重蹈金朝完颜氏的覆辙。
所以，五大弊政不是满族统治者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形态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征服并统治中国时必然采取的传统政策的延续。尤其是在这种方针已引发出尖锐的民族冲突的情况下，要求世祖亲政后即抛弃长期形成的传统，是不现实的。
本文所说清统治者的短见，是指在客观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完全无视其基本方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在不触动其根本权益的前提下，也将一些完全可以实行的缓和民族矛盾和收拾人心的措施一一予以拒斥。
以上数例，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满洲当政者在满汉关系上的态度。然而证明了世祖的汉化倾向，还不能肯定批判这种倾向的遗诏不符合世祖本意，顺治是满清一个存在感不高的皇帝，但在清朝开国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其人如何，且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