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的守陵人——黄振之
清代最后一位守陵人叫黄振之，曾担任清东陵孝东陵的员外郎。生于光绪九年，死于1970年，享年87岁。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经历了清朝、民国、日伪、新中国四个阶段。
大清时期的黄振之
黄振之的祖辈世居河北遵化，在清东陵生活了200余年，他的家族原先是汉军正黄旗，同治时期被抬入满洲正黄旗。黄振之出生在东陵的裕大村，幼年丧父的他在私塾读书十分刻苦，为人老实厚道，和蔼可亲。
18岁那年，黄振之在清东陵“科房”学习，光绪二十八年，20岁的黄振之担任了乾隆裕陵的内务府笔帖式，这个差使专管陵寝祭祀时的文案工作，负责书写祭祀时“祝版”上的文字。
到了宣统二年五月，恰值咸丰定陵招聘主事。按清代陵寝管理的规制，每座陵的郎中是最高主官，员外郎是副官，主事则是协理郎中、员外郎的事务官，是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
黄振之考取主事时是28岁，虽然官位升高了，却依然勤恳工作。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大清灭亡。按中华民国与清逊帝溥仪所签的《清室优待条例》之规定，陵寝受到民国政府的保护，东陵和护陵人员和陵寝制度不变。因此，东陵依然沿用宣统年号。
民国时期的黄振之
1920年9月，黄振之由定陵主事升为孝东陵的员外郎，孝东陵在孝陵的东侧，里面葬着顺治皇帝的孝惠章皇后以及随葬的17位格格、4位福晋、7位妃子，总共29人，他们都是顺治皇帝的妻妾。
当时东陵的守陵人，习惯称呼郎中、员外郎、主事为“老爷”。加上黄振之的满洲名字叫“重兴”，所以守陵人都称他为“重老爷”。
不过，黄振之从来不在守陵人面前摆老爷的架子，不管年长年幼，不分穷家富户，他一律平等看待，很体恤陵户们的疾苦。
清朝灭亡后，陵户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俸米、俸银越来越少，为了解决广大陵户的生计，在陵区昌瑞山以北的兴隆山一带，开始垦荒，用这些土地上收获的粮食，折成地租，用来维持日常的生活。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盘踞在紫禁城里的溥仪驱逐出宫。溥仪逃往天津，住在日租界内的张园，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逃亡的皇帝自身难保，哪里有心思照管为他看守祖陵的陵户呢。东陵的守陵人因此断了禄米，停了俸银，生活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处于艰难困苦之中。
黄振之所谓的“员外郎”早已是名存实亡。1925年，黄振之被推选为裕大村村长。这时，直系、奉系军阀陆续开进东陵，将兴隆山、黄花山外围的大海树砍光，又进入陵区，将成千上万棵苍松翠柏伐尽。这些兵丁又窜入各陵院内，将门窗、隔扇等木料拆卸下来，全当柴火烧了，此外，他们时常进村骚扰百姓。
黄振之为了减少村民的痛苦，总是跑前跑后，忍气吞声地支应所有差事。后来，当地县财务部门拨给了黄振之一笔款项，这笔款项被黄振之购买柳树，种在了裕大村至裕陵的公路两旁。
1928年，东陵被盗后，由于时局动荡，兵匪横行，民不聊生。文物古迹更无人管理了。国民政府只停留在口头上保护文物，实际上，清东陵每日每时都存在遭破坏的风险。
陵户们不忍陵区日趋残败，积极向河北省政府提出申请，要加强陵区的保护工作，于是在马兰峪成立了一个清东陵保管委员会，由满族官员宝铭任委员长。黄振之担任交际办事员。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挟持下，在长春成了了伪满洲国。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控制傀儡皇帝溥仪，也特意从满洲国派来了日本人，打着为溥仪皇帝守卫皇陵的旗号，进驻了清东陵。
但是以黄振之为首的东陵管理人员，反对日本人进驻东陵，说：“守陵、祭祀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用不着外国人参加。”并表示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1940年，日本侵华变本加厉，东陵办事处被日本人强行接管，黄振之毅然决定弃官为民，开始了回村务农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振之
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黄振之被定为富户成分，由于1934年为护陵去东北长春与宝锡接触之事，而被定为与日伪有联系，列为“特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56年落实政策，黄振之恢复了公民权，他从内心感谢党和人民政府。这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普选，黄振之被推选为遵化县人民代表。此时此景，黄振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957年1月河北省召开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黄振之被推荐确定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不久又被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后来黄振之被河北省聘请为文史馆员。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使黄振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黄振之一生最难忘的幸福时刻是1957年10月，他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爱新觉罗·载涛任团长，黄振之为副团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参观团的全体同志，还共同合影纪念。
在10月1日国庆8周年的典礼上，黄振之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又随同参观团游览了祖国大江南北，参观了人民解放军空军、坦克部队的演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振之也被卷入这股恶浪中，1970年，黄振之离开了人世。随着黄振之的去世，大清最后一代守陵人也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只有黄振之留下的《清东陵浅说》，尚能见证他这一段传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