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刘备为什么会被陆逊“吊打”？四个方面早已注定败局
刘备在总结夷陵之战时说“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将败在无名后辈陆逊的手中视作自己的耻辱，更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天意使然。不难看出刘备并没有对夷陵战败进行过深刻的反思，至死也未能明白自己究竟失败在何处。我们知道战争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其中交织了重重复杂的因素，将战争的失败简单归结于天意是说不通的。通过对三国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刘备惨败夷陵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吴蜀之间至少在实力、内政、外交、军事这四个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已然注定了刘备失败的命运。
一、实力
战争是实力的比拼，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脱离这一本质问题空泛地从纯军事角度看待战争都是片面的。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的综合实力明显相比东吴弱小得多。
第一，蜀汉失去了荆州，所能控制的区域仅剩益州一地，益州虽然号称“沃野千里”，但基本上仅指的是狭小的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区都是险塞的群山，土地贫瘠，不利于开展农业生产，自然也就无法为战争提供庞大的物力支撑。而东吴则坐拥扬州、交州和荆州三州，控制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富庶土地，“沃野万里，民富兵强”，而且汉末北方士民南渡躲避战乱，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东吴采取屯田的方式为战争积累了庞大的物资储备。
吴人于江南，废郡县之吏，置典农督农之官，则谷粟充溢，虽疆场多事，恒无缺乏之虞。——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第二，蜀汉人口资源短缺，公元265年时人口“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加起来不过百余万人。而东吴基本没有受到汉末战乱的影响，人口增长较快，到公元242年时人口达到“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几乎是蜀汉的两倍。虽然人口数据来源于三国中后期，但以此推断，两者之间的人口规模也有着相当在的差距，因此在战争的兵源储备和动员能力上，蜀汉也明显处于下风。
第三，蜀汉在夷陵之战前连年战争不断，仅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入川开始，就经历了为期三年的取川作战、魏蜀之间的宕渠之战和耗时两年的汉中之战，这些战争都颇具规模，对国力的损耗也相当巨大。如汉中之战，蜀汉方面就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实力受到严重透支。反观东吴，自赤壁之战后，没有发生过持续时间长、规模宏大的战争。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战争中，除建安二十年的逍遥津之战受到损失外，皖城之战、两次荆州之战都未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地盘和人口，实力不仅未见损耗，反而得到了大幅扩充。
二、内政
纵观夷陵之战时的吴蜀两国，在政权内部环境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刘备入主益州不到八年，立国时间太短，统治基础并不牢固。尽管刘备注重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调和荆州外来势力与益州本土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极力笼络任用益州人才，但是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根除，南中少数民族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团结，腹心之地暗流汹涌，各种反对势力暗地里蠢蠢欲动。比如夷陵之战失败后，汉嘉太守黄元、益州大姓雍闿、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等先后起兵反叛。而且蜀汉内部在兴兵伐吴一事上分歧严重，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刘备不得不采取将反对者“幽闭下狱”的方式来弥平纷争。这些无不表明蜀汉政权内部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而东吴从孙坚任长沙太守开始，一直经营江东数十年，“已历三世，国险民附”，孙权“善于任使”、“亲贤爱士”，大量启用提拔士族集团的精英人士，赢得了江北流寓人士和江东士族集团的鼎力支持，各方正处于合作的蜜月期，统治基础稳固。此外孙权通过“尽除荆州民租税”的方式，迅速稳定收服了荆州的民心，极大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时，受到荆州之战胜利的影响，东吴国内高度团结，士气空前高涨，与蜀汉内部意见分歧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外交
在外交上，刘备视曹魏为篡汉的“乱臣贼子”，以“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为已任，一贯坚持“汉贼不两立”。这种僵化的政策注定了不能使魏、吴之间的矛盾为己所用，在外交上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东征时既要对付东吴，又要时刻对曹魏严加提防，以弱小的实力同时对付两个强己数倍的敌国，让本来就不宽裕的兵力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孙权则不同，他没有刘备“拥汉反曹”的空洞政治口号，在处理与魏蜀两国的关系时进退有据、游刃有余。有人评价孙权在外交上喜好见风使舵，但我认为这是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会。他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外交政策，既利用蜀汉对抗曹魏，又利用曹魏遏制蜀汉，从而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赤壁之战时，孙权以承认刘备对荆州的事实占领为条件，同时“进妹固好”以换取刘备共同对抗曹操；当关羽在荆州坐大威胁到了自己的时候，他又不惜以向曹魏称臣为代价，武力夺取了荆州；夷陵之战前，孙权一面虚与委蛇，接受曹丕的册封，一面与刘备讲和，同时还不忘积极备战。这种高超的外交手腕也是刘备难以望其项背的。
四、军事
很多人在研究夷陵之战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了双方的兵力对比和主帅的战场指挥上，把刘备兵败的原因归咎于骄傲轻敌和举止失措上，这样的结论未免以偏盖全，我认为吴蜀两国另外几个方面的差异也值得重视。
第一，水军力量的差异。东吴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既有大江之险，又有湖泊河网星罗密布其间，适合水军作战，而吴军最为强大的也是水军，水上作战是其强项。从进攻者的角度来说，只有从长江上游水陆并进才能对东吴构成致命威胁。赤壁之战时曹操就是因为没有一支成熟而强大的水军而遭遇惨败，后来西晋大将王濬伐吴时利用七年时间训练出一支水军，从而凭借“楼船下益州”，才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的。而刘备原有的荆州水军早已全军覆没，益州水军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东吴相比，不仅做不到水陆并进，甚至无法对岸上的陆军提供有效的掩护，因此，刘备命令水军弃舟登岸，加强陆上力量也是无奈之举。这一短板被陆逊敏锐地捕捉到，对战局的发展起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原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第二，后勤供应上的差异。刘备伐吴，所需要的粮食草秣、兵器甲仗都需要从遥远的益州转运，运输线过长，补给相对困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刘备兴兵是在章武元年七月，夷陵之战是在章武二年六月，都是长江的洪水期，水流湍急，航道不通，运输辎重的水上通道断绝，后勤补给只能穿越地势险恶的大巴山区，“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只有“缘山截岭”才能到达夷陵前线，不仅转运困难，而且一路人吃马嚼消耗惊人。
反观吴军自夺取荆州后便开始未雨绸缪，为预防备蜀汉的报复而积极整军备战。距离夷陵不远的江陵城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囤积了大量的粮草辎重，孙权更是定都武昌靠前指挥，为前线的物资调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五、结语
夷陵之战是三国三大战役之一，此战过后蜀国实力大损，只能偏安益州一隅，失去了一统天下的能力。刘备兵败夷陵，固然有其主观上的恃胜而骄和对战场指挥上的举止失措，更多是输在综合国力的悬殊、外交政策僵化、内部矛盾突出等客观问题上。纵横汉末三国的刘备晚节不保，以这样一种悲情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谢幕，着实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