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自1900年4月开始，就有一小部人陆续进京。他们进城后，没有参与暴力行动，组织结构也十分涣散。

公使团作出调兵入京的决定时，拳民对外国人没有造成生命威胁。事实上，拳民并没有将“灭洋”口号付诸实施。从1899年底卜克斯事件以后直到1900年6月份，没有再发生外国人被杀事件。

拳民的活动随着中外关系的紧张而日益活跃，护馆卫队进京之后，暴力事件才开始大规模发生。大学士刚毅巡视涿州之后，拳民进城人数明显增多。

1、拳民何以顺利进京

1900年6月初，朝廷重臣与拳首正式接触时，有可能暗中鼓励拳民进入京城。刚毅在涿州等地一连待了10天，但是慈禧太后对近支王公引拳民入城的计划是否知晓尚不得而知。

端郡王载漪身负京师地区、特别是禁宫防务的重任，他与董福祥的甘军合作甚欢。董军本来驻扎在京郊的南苑，使馆卫队进京后，奉调入城以与之对峙。董福祥从不讳言他的任务是灭洋，荣禄对此很是担心。

荣禄现在意识到，他的60天“病假”给仇洋派掌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更糟糕的是，载漪、董福祥等人滥用权力，无人制约，因为慈禧太后已经移居颐和园度夏，所以朝政就把持在近支王公手中。

荣禄巡视铁路沿线后，觉得事态严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径往颐和园，声泪俱下地恳请太后起驾回宫主持朝政。太后被他的言辞打动，决定回宫。6月9日，太后重返紫禁城。

但此时拳民已大量涌入城内，他们的入城是公开的，官军没有阻拦。从载漪等人的角度来看，拳民入城与董军汇成一气，实际上等于是向洋人护馆卫队的一次反示威，从此剿拳行动才算终结。

据目击者说，大批拳民进城是从慈禧太后回銮的两天前，也就是6月7日开始的。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耀武扬威地从各城门进京。董福祥的甘军和端郡王的虎神营都没有进行干涉，九门提督府在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的控制之下，据说他甚至向拳民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完全推翻了前几个禁拳的“上谕”。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6日的日记中写道：

“太后圣意，领佑义和材，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2、拳民的公开活动

大批义和团入京后，京城地面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义和团似乎已被官方认可，所以更加活跃起来。老百姓也认为义和团已经合法化，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张贴告示、揭帖，并满街巡游，官方毫不干涉。义和团的大难将至的信息通过揭帖、口传、歌咏传遍大街小巷。居民受到警告不要加入教会，因为所有的教堂将被焚烧殆尽。

义和团还说洋人和教民无一能够逃脱被杀的命运，因为天兵天将要下凡收拾他们，城内百姓被这些妄言弄得既激动又紧张。

大多数居民从来未看到穿着特殊服装的义和团，一时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在谈论义和团，从酒楼、茶肆到商会学堂，甚至翰林院，义和团都成了热门话题。京城地面既有洋人卫队、董福祥的正规军，又有大批义和团，百姓的生活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感觉到有不祥之兆，但无人知晓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街上形势开始紧张，居民提心吊胆，有人大喝一声也会造成某种混乱。

目击者记载，有人当街大喊一声“来了！”店铺老板便以为洋人或劫匪将至，纷纷关门谢客。某日午后，一个调皮少年大吼一声“泼水！”几条街的居民不知为何，纷纷向大街上泼水。义和团公开声称煤油是洋货不可用，于是不少人家将煤油泼洒在大街上，到处一片煤油味。义和团还要求家家户户每日按拳会仪式做礼拜，以为能消灾，于是不少人家每日起床必面向东南念咒磕头。

义和团公开威胁要焚烧洋人的房屋时，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京城的铁匠铺生意红火，日夜打造刀剑。

一位御史向朝廷报告说大刀长矛的价格成倍的增长，还是供不应求。京城四周的县乡也有大量的非法武器偷运进城，他警告说如果百姓能够自由地制造和拥有武器，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

他还报告说，他听到谣言说拳民正在计划烧毁使馆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外大规模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他建议采取严厉手段查禁武器并盘问可疑的不法之徒，但端郡王和仇洋派对这个建议根本不予考虑。

1900年6月初，天津的局势也大变。直隶总督裕禄对拳会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意识到朝廷已放弃剿拳，而对拳民采取安抚政策。他对义和团也开始采取宽容的姿态，成千上万的拳民涌入天津城设坛习拳。

第一个合法拳坛是在6月8日由津郊地主杨寿臣所建，地方官不知内情，仍要求派官兵驱散杨寿臣和他的信徒，但裕禄不予批准。两天之后，各式拳坛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都是。天津居民比北京居民还要对安全担心，因为大沽口外洋舰云集。

天津人特别痛恨日本人，不少反洋揭帖都是针被对日人购买去的《国闻报》。6月初，一份告示贴在报馆门口，云：

“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谣谤诋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笔下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去不留情。”

3、被蒙在鼓里的“鬼子聂”

与裕禄不同的是，聂士成将军的政治敏感度不高。他是职业军人，以征战为己任，而且他在第一线，对义和团有直观的认识。他手下有不少官兵在剿拳中伤亡，所以他坚持痛剿，以报仇雪恨。

在京津一带连续剿拳的过程中，他下手残酷，从不姑息。聂士成没有收到朝廷停止剿拳的命令，因为荣禄对他并不信任，所以不会告诉他朝廷政策的变动情况。黄村事件之后，聂军开始在铁路沿线一带行动，数百名拳民死于他的枪口下，官兵与百姓的关系口趋紧张。

聂士成并不知逍，朝廷仇洋派当时正在设法算计他。涿州的拳首已明告赵书翘和刚毅，义和团绝不同“鬼子聂”合作，聂士成不去，破坏铁路不止。

朝廷内部激烈辩论是否应向聂士成发一训斥电，不少御史向朝廷报告聂军的表现令人堪忧，应当撤聂的职。其中一份上奏说，聂军滥杀无辜，大肆抢劫平民百姓。

他说直隶地区流传一个民谣：

“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梅东益和范天贵都是聂军剿拳的悍将。1900年6月5日，聂士成突然收到荣禄发来的一份非常奇怪的电报：

贵军服色稍似洋队，未免乡愚误认为洋兵。而愚民究属中国赤子，总宜开诚晓谕，竭力劝散为要。”

聂士成这时才感觉到这是朝廷对他的表现不满的第一个信号。

同时朝廷下令将聂军调往芦台，这个调防对外国人来说是准备与洋兵开战的第一步。芦台地处大沽口附近，是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此外，芦台有庞大的武器弹药库，凭借此地可以开展大规模的防御作战。

朝廷的这一决定表明中方已彻底停止剿拳，而把军事重心转移到抵抗列强入侵的准备上来了。聂士成对6月3日朝廷警告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的“廷寄”一无所知。看来荣禄是有意把这个消息封锁起来，让聂士成继续剿拳。

荣禄在1900年6月6日再发急电给聂士成，让他率军开赴天津地区，命令他“按段迎护铁路，保护洋人，乃毋稍迟，以免各国借口于助剿，是为至要。”

荣禄接着再一次警告聂军应穿号衣，换下洋服，以消弭官民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实际上，荣禄作为武卫军统领，他的这种行为是极不老实的，因为他既希望不知情的聂士成继续剿拳，又要让聂负主要责任，必要时他可以撒手不管。

而聂士成却错误地以为朝廷仍然一意主剿，所以大举开始行动。6月7日，聂军在杨村与拳民激战，大获全胜。他立即向荣禄发电，称打死百余名破坏铁路的拳民，如果再加上一把劲，可将这一地区的义和团一举打垮。

他请求批准他乘胜追击：“若乘机痛惩，大局可定。”他同时承认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现因落垡村民从乱，柴草均无从购买。荣禄接此电后未作答复。

4、要不要派“远征军”？

在北京的外国人生活如常，没有受到多少干扰，但是公使团已越来越从军事逻辑上思考问题。大批拳民进城后，使馆卫兵的人数显得更加不够。在使馆区附近也出现大批的义和团揭帖，呼吁灭洋人，杀教民，毁教堂。

于是，派遣远征军进京的想法在公使团中开始形成。应当指出的是，组织远征军的想法最初是在1900年6月3日,也就是大批拳民于6月7日开始进城之前就已经由法使毕盛提出。

毕盛首次提出使馆被围攻的危险，窦纳乐基本同意毕盛的观点，并于6月4日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

“北京的形势严峻，一旦铁路电报中断，我们随时都有被围攻的可能。”

他请求首相批准从大沽口调远征军解北京之围。

但是英国驻法大使芒逊却报告说：

“德卡赛外长告诉他说毕盛报告表明护馆卫队进京后，形势已经好转。”

索尔兹伯里首相大惑不解。法国驻美大使甘朋报告德卡赛说，国务卿海约翰对在华北采取联合海军军事行动的想法没有兴趣。他告诉甘朋说康格公使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建议，所以美国不会参与这种军事行动。

窦纳乐在1900年6月4日以后又有了向首相施压的新理由。

当时两名英国传教士在距北京40英里的永清受到攻击，罗宾逊牧师被杀，诺曼牧师下落不明。窦纳乐报告首相说他曾去总理衙门抗议，但中方大臣“既没有表示惋措，也对失踪的牧师漠不关心。”

整个会见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英国单方面增兵以保护教士、教堂，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立即采取行动。

贾礼士“处于既紧张，又激动”的心态，他试图用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高压方法达到增兵的目的。他前往总督府，告诉裕禄“七十五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明天上午十点钟启程”，如中国方面不允，他们也要出发。

这次，裕禄坚决予以拒绝，说这种做法，他国必然效尤。裕禄称有一段铁路被毁，即使要启程，也须稍缓几天，贾礼士十分横蛮，根本不予理睬。但北京公使团得知此事后，对窦纳乐单独行动颇有微词，在毕盛的竭力劝阻下，此事方才作罢。

与此同时，天津地区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大批拳民涌入天津城后，也有大批的洋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津避难。他们当中既有铁路工程师和商人，也有大批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在逃难中数次受到拳民的攻击。

1900年6月2日，在天津附近发生了第一次洋兵与义和团的武装冲突。保定附近的一些外国人处境危险，请求公使团帮助。

俄使格尔思批准一队哥萨克骑兵前往救援，途中遭遇义和团袭击，一名军官被杀，另一名被割了鼻子，救援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

这个事件对公使团震动不小，格尔思虽然批准了这一行动，但不想让这一行动被看作是军事远征。

据窦纳乐说，格尔思刻意向他解释说：

“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完全从人道角度考虑。他请求公使团不要把它看成是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先例。”

窦纳乐向首相报告说，此次援救失利对外国人来说是不祥之兆。

他说：

“欧洲军人在拳民面前不得不退却这个事实将引起极坏的影响，因为它将使中国百姓更加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力。”

克林德公使向柏林当局报告中也同意窦纳乐的这种观点。但他披露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他讥讽哥萨克骑兵太过轻敌：

“他们一天劳累之后，狂饮伏特加，然后在一个农民家中呼呼大睡，连岗哨都没有设。所以，哥萨克骑兵被袭击是不奇怪的。”

5、俄国态度的转变

然而，在华的外国人面临的危机并没有使列强政府调整他们之间的争斗关系。

德卡赛对中国事务漠不关心这种态度颇让英国和德国起疑心，当然毕盛公使的观点与德卡赛外长并不一致。

1900年6月5日，毕盛报告说公使会议一致决定从大沽口调兵，准备军事远征，他故意强调俄国公使也没有异议。法国政府对毕盛前不久还报告说中国形势有好转，现在又突然要组织远征军则大惑不解。

既然公使团已同意，德卡赛别无选择，只能支持。

应该说，俄国政府的立场对德卡赛影响很大，因为毕盛在6月6日又报告说，格尔思向他透露了一旦铁路电报中断、俄国将派大批部队进入华北的消息。

彼得堡这时已意识到列强军事干涉在所难免，在格尔思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提议下，莫拉维耶夫外交大臣在6月7日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说，目前只有俄国有能力向华北派遣大批地面部队，既然列强军事干涉已很难避免，俄国应先下手为强，争取在华北拥有军事优势。

他建议从旅顺口急调大批军队，这个行动也可向国内外宣示俄国拥有旅顺口军港的巨大价值。沙皇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责成战争部长克鲁巴特金和总参谋长萨哈洛夫付诸实施。

因此，俄国在6月初决定放弃自我孤立的谨慎行事的对华政策。但是，这一决定与拳乱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从欧洲政治的角度考虑的。

6、俄国态度转变的连锁反应

同样，英国对俄国在对华军事干涉中占居主导地位是不可能接受的。早在1900年5月底，英国驻华武官布朗中校就向英国政府提出报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认为如果俄国向华北派遣大批部队，英国也应立即登陆同样数量的军队，不是为了同俄国合作，而是为了在中国重建秩序，英军绝不能听命于俄方的指挥。

索尔兹伯里首相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立即电示窦纳乐，表明他对俄国组织远征军的极度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西摩海军上将应抢先占领北京城的一部分。

日本方面对俄国的动作更是惶惶不安。外相青木周藏曾告诉英国驻日公使怀特海德说：

“相信俄国人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远征。他说有情报显示，俄国人最近从澳大利亚购买了数量巨大的咸牛肉和其他食品。”

青木周藏又称中国政府同情义和团运动，所以他认为中外武装冲突在所难免。怀特海德还特别注意到青木周藏用德语表达“中国全民族”的说法，原来青木周藏早年在德国和法国留过学。

他接着向英方正式提议由日本在华北登陆大批部队，并说这个行动很快就能组织好。英国政府接到这个谈话记录，十分欣慰。因为英国在远东缺乏兵力，如果要组织大规模英军登陆，不得不使用在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的殖民军。

此外，英国的天然盟友美国不愿意加入联军远征行动，美国政府多次宣称其政策旨在“门户开放”，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耿耿于怀。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