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前后行郎官的秩序变化中，地位最高最有实权的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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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的职掌，在《唐六典》《通典》和新旧《唐书》的职官志中都有描述。《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年间，只叙及开元年间事。
《通典》编成于贞元十七年，对郎官的职掌不但有历史回顾，也引用不少唐初到中唐的事例佐证，叙述最为丰富、具体、生动。新旧《唐书》则采取比较简略的写法，几乎没有引用任何事例，仅有制度条文，行文枯涩，远不如《通典》详备。
“前后行”郎官秩序的演变。唐代中央政府行使，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制。中书和门下省可说是秘书性质的机构，负责草拟、审核各种制诰和官文书，组织简单，官员不多。
相比之下，尚书省则是个非常庞大的机构，分为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管理全国种种政务，上至国防外交等大事，下至桥梁河津等小事，几乎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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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在说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组织时，都只用了一卷的篇幅即完事，但却用了整整六卷来详述尚书省的六部，每部各占一卷，可知尚书省组织之庞杂，远非中书和门下省可比。
其实，三省制还不是唐代中央政府的全部。三省之外，尚有秘书省、殿令省、御史台、九寺（太常寺、光禄寺等）、诸监以及十六卫率府等军事组织。尚书六部和九寺诸监的职务，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重叠之处，但据严耕望的研究，尚书六部为上级机构，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构，掌事务。
尚书省的六部，每部之下又各有四司，共二十四司，加上统领这二十四司的左司和右司，计有二十六司。
在《唐六典》和《通典》等政书，六部的秩序是：吏、户、礼、兵、刑、工。这是《周礼》六官的秩序，但却是一种不符实况的仿古制，和唐代六部的轻重地位不同。据严耕望、孙国栋等人的硏究，按唐人的“前后行”观念和轻重地位排列，六部的秩序应当是：吏、兵、户、刑、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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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书省“部”的层次，六部长官称为尚书（如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副长官为侍郎（如吏部侍郎、户部侍郎等）。他们的升官大略依前后行秩序，即由工而礼，而刑，而户，而兵，而吏。
在“司”的层次，二十六司的长官为郎中（如职方郎中、考功郎中），副长官即员外郎（如职方员外郎、考功员外郎）。
他们的轻重地位和迁升秩序，却往往不依上述六部前后行秩序，而另有一套规律。例如，开元以后，由于礼部掌贡举，地位提升，所以礼部司的地位，有超越户部司和刑部司的现象。兵部驾部司的地位，也往往落在礼部祠部司之后。
唐人对尚书省二十六司的地位，也早有约定俗成的评价。其中提到“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反映了开元二十四年之前，考功员外郎仍掌贡举，地位崇高的实况（贡举事后来由礼部侍郎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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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亦可为孙国栋所考提供佐证。至于当时人说“司门水部，入省不数”，更是时人对这些“闲简无事”省司的一个生动说法。
司门等司在唐人眼中评价不高，在韩琬的《御史台记》也有所反映：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为俳谐诗赋，行于代。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
张文成当了司门员外郎，当时还有人以为他“官卑”，劝他从黑齿常之出征“从行”，博取更好的官位。除此之外，户部的仓部司和兵部的驾部司可能亦为士人所不喜，甚至成了一种传统，一种常常可以被人演练轻视他人的“故事”。
总的来说，由于郎官的数量有限，且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任职，品级也还可以，能够当上郎官（即使在仓、驾两曹），应当都很不错，至少远胜拾遗、补阙或监察御史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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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水部员外郎一般居末，上引韦述的《两京杂记》，甚至说水部和司门为“入省不数”。然而，这恐怕也不能看得太死，要放在适当的情境下来看。当然，我们应当明白，朱庆馀这时是在写诗祝贺友人得官，不免有所吹墟，不能把他的话当真。
总的来说，二十六司以吏部司、吏部考功司（开元二十四年之前仍掌贡举时）、左司和右司等司为最望，而以司门、膳部、主客、屯田、虞部和水部等司殿后。但在唐代，能够当上水部等司的郎官，都算是个不小的成就，值得庆贺。在前后行郎官的秩序变化中，负责考察官员任免的吏部郎官地位最高，最有实权。
唐后期郎官的使职化。唐承隋制度，实行三省六部九寺诸监的政治制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庶族在唐代中后期兴起，其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建立其政治地位。
同时，唐代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朝务急要，而三省六部九寺诸监的制度因为行政效率的缓慢，已不能适应政治的动荡和革新。与此相对应的是，唐王朝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帝王将相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在常参官之外，开始大量置使职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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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唐中叶之时，此特点就已经开始显现，历经五代，止于宋而完善。初唐时期，使职也只是一般性临时性的差遣，比如在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多次派出抚慰大使、巡省大使、观风俗使等。不过，直到唐中叶之前，这种使职都是临时性的，不具有普遍性，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我们可以用杜佑的“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之观点，来简单概括之，即虽然在初盛唐时期，使职的体制和使职的运作形式已经多有发生，但相对固定的三省六部与九卿诸监的政治体制还是唐王朝政治体制运行的主体。因此，此种使职体系与固定官职政体带有强烈的过渡性。
在唐中叶以后，这一使职差遣逐步被确定下来，同时，随着唐后期尚书省地位的衰落，其六部二十六司的体制，也多受冲击，虽然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六部之整体称谓，但是六部彼此之间联系松散。随着使职行政体制的不断增强，其运作机制，逐渐为北宋初年的行政体制开拓道路。
通过钱大昕的分析，我们发现唐后期逐渐发展出了“职”与“官”的分离，“职”无品秩却又掌事务之权，“官”有品秩仅仅是为了寄禄秩。关于唐代尚书省与九寺诸监官员“职”与“官”的问题，阎步克和张国刚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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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认为，唐后期出现了“以使为实、以职为号”的现象。阎步克则认为在唐代中后期，随着“散”之阶和“职”之实的制度逐步衰落，以“使”之为实，以“职”之为阶的官员制度逐渐兴起。
在此转变的影响之下，尚书省六部诸司的郎官等官位，也通过加使职衔的方式，开始了新的阶官化，郎官之品秩“阶”的作用不断强化，“使职”开始成为实职。
在此浪潮影响之下，国家处理行政事务的职官开始大量的使职差遣化，即使在原有的职事官机构的内部，也出现了使职化的机构和职掌，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使职化的机制介入到了职事机构。
尚书省在唐中后期，由于其“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行政特点，其职权也出现了明显的使职化倾向。这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对加强君权和削弱相权的目的，另外一方面，相较于中书门下等其他中央“流内”官员员额，郎官体系作为政务的主体最为庞大，员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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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以降，郎官一直是中央政府中员额最多的一种官，多达二十到三十多员，负责各曹事务，可说是朝廷骨干。唐朝也不例外……唐代郎官员额多达六十五个（包含左右司）。
相比之下，唐代的监察御史只有大约十个名额，补阙四个，拾遗四个，都不如郎中或员外郎的员额来得多。”因此，在中央官员中以尚书省郎官使职的现象最为常见。
在整个唐代，职官的使职化具有从临时到普遍，从高级别官员到低级别官员发展的趋势。尚书省职官的使职化发展也伴随着这种趋势而演变。在唐代前期，使职的对象主要是尚书、侍郎等三、四品官员，尤以吏部和兵部为重。
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都是宰相使职差遣的称谓。随着政局的发展，从高宗武后一直到玄宗时期，尚书省使职化具有明显扩大迹象，使职差遣制不再受资历的限制，低级别的官员，开始大量的使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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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十九职官总序言：“神龙二年三月又置员外官二千余人，于是遂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之官。原注：摄者言敕摄，非州府版署之命；检校者，云检校某官；判官者云判某官；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诏除而非正命。”郎官在此时多有使职的迹象。
玄宗是在此基础之上，大为发展，首先在军事上节度使固定化，在地方制度上，于开元二十一年设十五道采访使，成为固定的使职。宰相制度方面，本是尚书左右仆射的官员若不加平章事，即不再为宰相。
结语
同时还设置了翰林学士，并逐步知制诰，使职了中书舍人的草拟奏章之权。“充任（翰林）学士者，不限资历，唯取文才，因此上至著曹尚书，下至校书郎，都可充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