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你的认知：秦朝的审讯制度究竟有多先进
依据主要来自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竹简《封诊式》的记载。审讯犯人时必须遵循如下规定：
一、智慧审讯，不提倡刑讯逼供
《封诊式》中的《治狱》篇写道：“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
意思就是说，在审讯犯人时，能根据其口供的线索去追查，而不使用拷打的办法，便能获得犯人罪行真相的，是为上等；采取拷打逼供方式的，视为下等；在审讯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使犯人感到恐惧了，视为失败。
那如何不采取刑讯逼供就能获取真相呢？
《封诊式》中的《讯狱》相应的也给出了答案。大致的意思就是要根据原告所举证被告的罪状，传讯被告，双方对质，等双方各自都把话说完了，作为供词，然后再认真地分析，找出矛盾点，逐条追问，让受审者自己做出解释，直到其理屈词穷，真相大白。
而且在双方阐述观点以及追问受审者的过程中，不得发现矛盾就立即追问，以免干扰他们的陈述。另外，只有在受审者已经理屈词穷却仍旧百般抵赖时，方可用刑，而且还要把用刑的原因和情况记录下来，以备查考。
二、讲究证据，不得主观臆断
秦朝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方式有两种：现场调查和函件调查。前者就是到案发现场走访调查，后者就是向受审者的户籍所在地发调查函，请求当地协助调查。
关于现场调查，《封诊式》中的《贼死》、《经死》、《穴死》、《出子》等描述的案例就属于此类。
通常的做法就是先由县令派人，率有刑侦经验的“牢隶臣（从事牢狱工作的刑徒）”，牢隶臣的妻女，医生等，一同赶赴现场查验。随行人员的多少与构成视案情而定，每次都不一样。如果要判断死者是否患有某种疾病时，医生也要跟随。
到了现场之后，他们要逐一查看死者的情况，同时也会特别留意周边的环境，知情人的口供等等。若遇到重大疑难问题的，还会取出样品，现场勘验，比如《出子》中为了判明原告的婴儿是否死于流产，就要仔细检查胎儿的性别、头发的生长以及流产者的身体情况等。
至于函件调查，《封诊式》中的《有鞫（jū）》也提供了范例：“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有，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
这里说的是一个原籍在A县的人，在B县犯了罪，为了查明他的供词和历史，而由B县向A县发的公函。“敢告某县主”就是在点明收函机关；“可定名事里”是请核实他的姓名、身份、籍贯等；“所坐论云何”是问他曾犯过什么罪。
这两种记载的调查方式，均可表明秦朝的审讯制度秉承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何来暴政的影子呢？
三、允许被告上诉和复审
当时的判决也分为两种：无罪释放和宣判有罪。
判罚的轻重也是根据所犯罪行的大小来定夺的，而且在初审判决之后，罪犯如果不服，可以选择上诉且要求复审。
秦简《法律答问》中有提到：“以乞鞠及为人乞鞠者，狱已断乃听，且未犹听也？狱断乃听之。”“乞鞠”就是复查的意思，方式有犯人自己请求复审、犯人的亲属或他人代为请求复审。
《史记》中就曾记载刘邦还是亭长时，曾因一次恶作剧重伤了管马车的小吏夏侯婴，随后被人告到了官府。刘邦身为亭长，故意伤人罪加一等，所以夏侯婴作证称他不是故意伤人，结果被他人要求复审，夏侯婴因为涉嫌做伪证被监禁了一年多，还被鞭笞了好几百下。
四、惩罚“诬告行为”
为了防止诬告行为的发生，当时的律法还针对“诬告”、“告不审”、“州告”等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诬告”和“告不审”都是指所告与事实不符合，但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至于“州告”则是指原告一直反反复复、一而再的以不实之词告发他人。
当时的律法会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诬告者不同的处罚。
当然了，类似这样的律法规定还有很多，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做过多的阐述，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查阅。
此外，对于制造冤假错案的官员，要看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有意的，那么对不起，则“为失刑罪”，需严惩；如果是无意的，则为“不直”罪，除依照相关法律惩治外，还会永不录用。
由于秦朝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包括监察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官员应该并不是很多，这也就难怪《史记》记载的酷吏中没有一个秦朝的官员了。
看看秦朝的审讯制度，看看老祖宗的为官之道，现如今的XXX难道不觉得羞愧吗？不汗颜吗？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给我们奠定了如此了不起的制度和基业，到头来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