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力田

苗力田先生（1917—2000年5月28日），祖籍山东省诸城市，生于黑龙江省同江县。中央大学毕业。从事西方哲学教学研究50多年。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理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和治学原则。

基本资料

中文名：苗力田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黑龙江省同江县

出生日期：1917

逝世日期：2000年5月28日

职业：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中央大学

人物生平

先生祖籍山东省诸城市，1917年生于黑龙江省同江县。

1939年，考入赴重庆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哲学系。

1944年，大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先后师从著名哲学家宗白华、陈康、方东美、熊伟等学习，毕业后留校执教。曾以陆夷、辛白等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文学副刊《文群》、《新蜀道》文学副刊《蜀道》发表许多散文和杂文；在重庆《时事新报》学术副刊《学灯》，抗战后上海的《大公报》学术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若干学术论文。

1949年后，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先生加入，直至病逝。1961年，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成立，先生为首任教研室主任，对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研室建设等方面，贡献巨大。1988年，获吴玉章优秀教学奖，1991年，获首都劳动奖章。

学术成就

先生从1950年代起即开始指导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1978年以后，把科研重点、研究生培养方向集中于希腊哲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博士生。他通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俄语，粗通拉丁语，广泛深入研读原文原著的基础上，研究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写出专著和论文。。

先生晚年，对古人“我注六经”的方式发生浓厚兴趣，以札记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完成《〈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和《〈形而上学〉笺注》。

翻译被视为外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功。先生强调翻译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不仅要能够用原文读懂外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要善于用自己的母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先生把翻译戏称为“教外国哲学家说中国话”。他常以唐高宗称赞玄奘的对句“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自勉。

作为翻译家，先生积数十年翻译实践，提出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

一，“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

二，“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

三，“清通可读”，即要能为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

四，“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

先生毕生翻译在主持翻译国家“七五”项目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达到了高潮。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影响深远。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被视为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英、美、德、法等国都有两套全集译本，日本也有该全集译本，可是译成中文的亚氏著作却寥寥无几。先生以“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我中华大地，不让日本在东亚专断”这样的雄心壮志，挺身而出，主译这套全集。历时十载，1997年，400多万字、十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出齐，开翻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精通希腊语的专门人材。《全集》出版后获得多项全国大奖，在外国哲学界引起轰动。

治学原则

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治学原则。

哲学观

先生认为，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所以，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来说，它是一座了望塔、观景台，人们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指望从中直接找出现成可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又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这种追求很可能最终是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治学原则

在如何治思想史的问题上，先生主张：

首先，做学问切忌为稻粱谋。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实用的、具体的知识，而是对智慧的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人们可以在哲学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从中获得高官厚禄。

其次，研究思想史要“人我分清”，不能借着被研究者的观点讲自己的观点。对学界一些人没弄懂材料就大讲特讲一通不着边际的套话，先生明确反对。他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所谓材料，也就是哲学论证的过程。一个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如何被论证。研究者一定要把别人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研究者甚至用不着说什么话，要让材料自己说话，材料组织好了就是好文章。

再次，做学问必须严谨。先生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治思想史者，功力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50岁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所谓“多读、多想”，是哲学史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少写”的原则，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先生指的是不要急于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少写不是不写，而是要下笔慎重。凡论著必反复琢磨、三易其稿。

最后，治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通过译本可以大略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研究则不能仅仅以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