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英

侯伯英（1907年1月17日—1935年1月20日），革命烈士，四川省盐亭县人。1922年，考入柏梓乡高等小学堂，1925年，就读于三台潼属联立中学；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政治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任该军宣传处宣传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三台党小组长，开展工运、农运、学运等活动；1929年4月，参与盐亭党的筹建工作，后奉调回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1930年6月，被派往合川、广汉了解驻军情况；1932年被派往二十八军混成旅开展工作；1933年10月，负责省委军委的工作；1934年4月，担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他与妻子被捕，敌人劝降不成，便施以酷刑，终未能使他屈服，1935年1月20日，被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

基本资料

中文名：侯伯英

外文名：HouBoying

别名：本名侯登仁，又名侯服周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7年1月17日

逝世日期：1935年1月20日

职业：中共四川省军事委员、省军委秘书

主要成就：组建中共三台地方党小组

建立中共盐亭特支

出生地：四川省盐亭县灵山乡王家坝

信仰：共产主义

早年经历

侯伯英，本名侯登仁，又名侯服周，化名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1907年1月17日（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四）生于四川省盐亭县灵山乡王家坝。

侯伯英的父亲侯畅如膝下子女六个，侯伯英排行老二，是侯门祖孙三代唯一的男儿。公婆、父母对他倍加喜爱，尤望他长大成才，光耀门楣。侯伯英七岁发蒙读书，天资聪慧，刻苦用功，私塾几年，他除读完了当时必读的"四书"、“五经”外，而且研读群书，无论小说、剧本，如《三国》、《水浒》、《聊斋》等，什么都读。

1922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柏样乡高等小学堂。在学校里，他发奋苦读，从不贪耍。1925年，高小毕业后，就读于三台潼属联立中学。

青少年时代的侯伯英，性格倔强，待人诚实，遇有大同学欺负小同学，他总是挺身扶助幼弱，遇到谁家有苦难，他总是乐于接济相帮。因而，深得大家的赞美。

侯伯英酷爱文艺，才貌出众，演《四郎探母》，他扮演杨四郎；演《郾城大战》，他扮岳飞。他说：“岳飞是忠臣，救国救民，应向他学习"。坟坪里的大石板，碾子沟的土台，是他的天然舞台，一演出，时常吸引不少观众。邻近一个有钱人知道了，硬叫为他演出专场，娃娃们化装演出了，侯伯英登场唱道："本帅在驾下为臣，你这些乌龟王八，不做庄稼来看戏，个钱不给还把你老子看倒……”气得有钱人瞪眼跺脚，赶上台去打时，他们已溜跑光了。这台戏，至今在人们的心里还留着永难忘怀的印记。

思想转变

当时，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勒派战费，拉夫拉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侯伯英家也深受其扰。有次过兵，一些士兵钻到他家，抢走了家里的猪肉等物，还用刀把多病的母亲打倒在地。又一次过兵，国民党部队又拉夫，又抢粮，还把他的父亲捆在柱头上痛打一顿。侯伯英耳闻目睹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满目疮痰的时局，满腔怒火，愤慨地对老人们说：“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长大了一定改它！”

1927年，侯伯英在潼属联中毕业。此时，正值大革命高潮，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驻三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适应潮流，不断扩充实力，保全自己，便声称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军内办起的政治讲习所，招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培训。

侯伯英抱着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前往报考，结果被录取。讲习所共设三个班，一个是该部队营以下的军事干部班;一个是招收的青年学生班;一个是男女兼收的宣传班。学习期为三个月，其教官多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侯伯英是宣传班，学习的内容有《不平等条约》、《外交失败史》、《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教唱的歌有《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等。侯伯英学习努力，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学习结业后，就分配到该军部宣传处作宣传员。

作宣传工作，侯伯英感到很理想，他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谆谆教诲，在实践中领悟出，要唤起民众，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面向现实，有针对性地，深入浅出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觉醒。所以，侯伯英等人除写文章办墙报外，还到街头、茶馆、酒店，演出歌剧、话剧、活报剧等。一次以他主演的反映日本侵略朝鲜，奴役朝鲜人民的话剧《山河泪》，剧情扣人心弦，表演生动真切感人，围观者数不胜数。当地群众喜闻乐见，很受群众欢迎。

侯伯英潜心研究学习理论，研究历史，正视现实。他读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一本名叫《对华的门户开放主义》的小册子，记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对他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以至后期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年，正值天旱，赤日炎炎，热浪滚滚，禾苗枯萎，农民眼看秋收无望，生活无着，纷纷到县府请求赈济，县府视若无睹，置之不理。此时，二十九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蒋特生生日，各机关单位官员却大送其礼，大摆宴席，宾客满堂，演戏三天三夜，挥金如土。此情此景，侯伯英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忿忿不平地指责这是：“为富不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刮民党”。以后，他终日沉思、探索、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投身革命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成都师大"导社"内的共产党员余桢、杨鹤鸣遵照党组织来三台，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余桢后任连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余桢对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动逐步了解熟悉，成为知己，非常关心他的学习与生活，有意识地培养他，经常借给他革命进步书籍阅读。侯伯英如获至宝，久旱逢甘雨，如饥似渴地攻读这些书籍。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给他指出了方向。

于是，侯伯英提出了入党要求，经组织考察，这年夏天，侯伯英、范洪先、罗定中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经过他们共同努力，组织建立了中共三台地方党小组，由侯伯英同志任组长。在中共三台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群众革命社团如“涪波社、赤潮社、赤卫社、读书会、学术研究会、农民之友社、农民协会、儿童团等，在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潼属联中、县立初中、县女中及部分乡场”，象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竞相发展，他们率领群众开展了工运、农运、学运等活动。

1929年4月，侯伯英因公务回盐亭(盐亭属二十九军防区)，上级党借此机会也派侯伯英筹建盐亭的党组织。侯伯英在盐亭县城，将范洪先早已在县师校物色培养过的10多个学生，经过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后，建党条件已成熟，分别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于5月1日劳动节，成立了中共盐亭特支，由范洪先任书记，虞国正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

盐亭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党员分别串连和发动积极分子成立农民协会。龙潭、玉龙等小学成立"今天社"、“小阳社"。县城各界人士和学生成立"工余俱乐部"、“磨滩社”。宣传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

不久，侯伯英返回三台二十九军军部，一天，他回想过去，展望未来，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提笔写了"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贴在墙上，以抒发其内心的感情。敌人发现标语，大为惊恐、四处查寻怀疑对象，在军部内大搜查。侯伯英面无俱容，沉着自若，敌人什么也没有查到。事后，他认真思索，勇敢而要注意斗争策略，谨慎细心。

夏天，侯伯英和军部宣传队的10多个同事到成都。他找到了在三台二十九军讲习所一起学习而建立了爱情关系的女友黄作芸，向她谈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后，祖国暗淡的现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处境。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有出路。并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将抛弃金玉其外的饭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希在革命的征途上，随时给他督促和鞭策，黄作芸欣表支持。

为全力从事革命活动，侯伯英返三台即向二十九军政治部交了辞职申请。政治部主任蒋特生批示：“爱生言切，希仍留部"。侯伯英见未批准，便大造要到南京去的舆论，而实际是已经奉调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广汉起义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并发出第十八号通告，调派了大批党、团员和骨干，分别安置在军队和地方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创建新苏区。

侯伯英调到省委后，即被派到合川，了解合川的军运情况，因合川革命力量薄弱，起义条件尚未成熟。他向省委汇报这一情况后，省委派他到广汉，帮助广汉驻军起义。

驻广汉的部队是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1927年与我党接触，受革命思潮熏陶，思想日趋进步，对蒋介石的寡头独裁。军阀的飞扬跋扈，深感不满。当时表示:"要干，大家一道干”。

这以后，四川省委先后派出多人到该旅搞军运工作，到1930年，已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全旅三个团八个营，半数以上有中共党的组织，不少连队都有党员。起义在积极地准备着。省行委派廖恩波参加兵变领导，实际由刘连波、徐昭俊负责。侯伯英参加了酝酿，讨论起义的有关事项。

10月25日(农历9月初4日)夜，起义开始了，起义人员占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控制了通讯和照明系统，砸开武器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扣押了旅部秘书等可疑人员，击毙了对抗起义的军需处长和几个值勤官。26日，全城平静，改编部队为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打出红军旗号、向绵竹方向挺进。起义开始很顺利，几天后遭到敌人合力围击而失利。

殚精竭虑

广汉起义失败后，侯伯英返成都。这时，他已经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工作更忙。既要应付自己的社会职业(当时以报社校对，军内文书作掩护)，又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宣传群众、组织人员及士兵哗变参加红军，搞武器弹药等等。他往往是清晨出去，午夜才归，联系工作，接头交换情况，多在茶馆进行，较多的是"陆羽茶社"。

这一时期，全川军阀混战加剧，各地群众斗争普遍开展。侯伯英受省委和省军委的派遣，又先后到过广安、永川、灌县等地方检查军运工作，发动、组织兵变和农暴，迎接红军入川，一次，他给黄作芸写信谈他在外的艰苦，天气酷热，有时一天步行一百二三十里，救急药品如十滴水等都得带在身上。路上受了热，病了，吃点药，又抱病冒暑前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边区挺进。侯伯英常常拿出报纸和地图，从中了解红军的部署，行军路线。常说:"徐向前是很有才能的军事家，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等到下一代就可过上幸福生活了”。

为从人力、物力、财力、武器、医药等各方面大力支援红军，四川省委和省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侯伯英的工作更忙，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侯伯英到驻防崇宁县(现郸县唐昌镇)的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开展工作。在交往中，他结识了二团二营六连少校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李奇柱是当兵出身，懂得军事，社会交往宽广，上至军部，下至排班很有名气。于是，他发展了李奇柱入党。在这个部队以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联系敌军中、下层军官以及掌握敌军状态、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起了一定作用。1935年1月，该旅被派往剑阁嘉陵江前线围截红军，有两个连举行兵变，击溃敌军一个营，肢解了两个连，给红军输送了弹药、医药，为红军渡江打下了良好基础。1932年冬，侯伯英调走后，省委又派叶伯刚来该旅接替工作。这期间，侯伯英给红军和游击队，筹集输送了不少武器弹药。有一次，他只身一人从校场坝二十九军一个营长处，弄回手榴弹和武器。这些手榴弹、枪支、子弹，每次都是分别装进胡豆瓣罐、药箱等器具内，外面贴上标签伪装起来送出去。

1933年9月，刘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务在成都市内各交通要道及城门口暗设哨卡，大举"清乡"。在叛徒点水后，即对我地下党党员和革命分子进行跟踪逮捕。我党、团省委及成都市的领导机关先后被破坏。天空乌云密布，日夜腥风血雨。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胆怯，他同省委书记廖恩波，省军委书记覃文等，坚守战斗岗位，顶逆风，战恶浪，积极地为党工作着。

侯伯英对党的事业严肃认真，只要对党有利的事，他就主动去干，毫不推卸。省军委机关管经费的人慑于白色恐怖动摇出走了。他自动收了几次上级给"沈均伟"(即省军委)寄来的津贴，每次二、三百个银元不等，他马上分发到同志们手里，以便开展工作。有一次，一个同志因工作需要用钱，而组织上一时又没有，侯伯英把自己的一床被盖当了，把钱交给了这个同志。又一次，他动员爱人卖掉了结婚的一只金戒指，他说:"现在为革命吃点苦，将来革命成功了，会比现在幸福十倍、数十倍”。有的同志生病了，或者负伤了，侯伯英总是满腔热忱地照料，亲自找医生看病、买药，送汤送饭，照顾病员，望他们尽快康复，投入战斗。如遇有人见革命处于低潮而灰心丧气，侯伯英总是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说：“革命不是一帆风顺，是会遇到逆流和艰难险阻，有时是高潮，有时是低潮，但终归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前进”。他语言恳切，说得一些人充满信心，又勇敢地踏上了战斗岗位。

侯伯英火热的阶级情谊，把同志们团结得紧紧的。当时，赵影梅(覃文的爱人)说侯伯英“沉静得象个大姑娘”。覃文说：“在同志面前，他温顺得象大姑娘，对付敌人他却十分猛勇、坚强”。

就在这个年头，侯伯英家接连遭到了不幸，婆婆死，二弟亡，父亲、祖父也去世。他得知消息实为痛惜，多想回家看望亲人，但因工作不能脱身，只好把怀念埋在心里。

1933年10月，覃文被捕牺牲，廖恩波调中央苏区，省委紧急决定组织临时省委，由史伯康代理省委书记，组织殷自强，宣传曾海云(张守恒)。军委侯伯英、叶伯刚，在省委领导下，当时全川的武装斗争，"是在敌人前方，左右翼、后侧组织兵变与建立新的游击队来瓦解敌人队伍，:粉碎敌人对苏区与红军的围剿”。因此，特别“注意了前线的兵变与恢复邛大的游击队"。

邛大游击队，先为抗捐军，是1932年成立的。活动工于邛崃、蒲江、名山、洪雅及大邑、芦山一带，抗捐、抗款、惩治恶霸，声势浩大，当时，反动政府十分恐惧，多次派兵对抗捐军进行围追堵截，使抗捐军处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对付敌人围剿，加强对抗捐军的领导，1934年4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指挥抗捐军的活动，还先后派余宏文、何曼修、闵一涵、曾海云到邛崃地区工作。

侯伯英到邛崃，以做茶叶生意作掩护，住在东街吴家染房。他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何曼修任宣传，闵一涵管组织。抗捐军正式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余宏文任大队长，兼邛大游击区区委书记，曾海云兼任省委驻司令部特派员。随即组织建立了12个党支部，设置了6个交通联络点，整顿游击队，使各地隐蔽的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活动。

这里是武装斗争前线，斗争十分复杂。侯伯英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装斗争。为工作起见，他每到一处不得不更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就是他曾用过的名字。他扮着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活动。一次清乡，敌人将侯伯英抓住，他说：“我是做茶叶生意的，认识陈二娘。”敌人押他去问陈二娘，陈说:"我认识，是做茶叶生意的，我担保。”由于侯伯英沉着机警，敌人又未掌握任何证据，只得将他释放。

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邛大游击队日益壮大，侯伯英先后布置和指挥了几次游击战，如鸡公洞之战，拦截敌人汽车一辆，缴获一车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蒋山之战，打死清乡军10多余人，余敌在一阵梆梆声、喊杀声中惊慌逃窜。在邛大蒲兰县交界的游击区内，农民斗志旺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还划分阶级成份，搞过土地革命，进行抗粮抗捐，追缴契约债券的斗争。石头乡还当众火化佃契、当契和债契。

游击队活动频繁，土豪劣绅纷纷逃遁，军阀官府深感不安，他们在《新新新闻》上惊呼：游击队"在由邛州至雅州方向之马路右边一带，所占幅员纵长70余里，横广六、七十里。其中居民五千多户，已被匪赤化”。他们“组织严密，平时宣传抗捐抗租，号召诱惑。一遇军团，化整为零，分窜各地，故军团一无所获”。虽属“星星之火，深恐为燎原之势，再演成通南邑之惨剧”。于是，四川军阀政府委派李家钰为剿共总司令，先后纠合邛蒲周围十五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于1934年秋冬，又一次对游击区进行围剿。

斗争空前激烈，游击队坚持苦斗，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11月，曾海云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为掩护同志和群众撤退，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面对敌人暴行和地主恶霸还乡团的反扑，侯伯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高昂的革命意志，誓为劳苦大众献身。

他顶风冒雨，跋山涉水，废寝忘食，终日奔走在游击区内，一面组织游击队员和群众，捕捉战机反围剿；一面亲自书写标语、传单、布告，四处张贴散发，扩大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筹集武器弹药。将子弹、手榴弹、枪支装在易于隐蔽的麻罐子里头，上面装上皮蛋等物。运给夹关、平落、石头、郑西山的游击队。在斗争残酷时刻，大家见到了老侯，倍觉党的温暖，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群众时斗志。

壮烈牺牲

1934年12月，邛大蒲中心县委被游击队的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夫妇被捕。余宏文、闵一涵、何曼修也同时被捕入狱。

审讯是个别进行的，敌人想劝降侯伯英，侯伯英却神色不动，把阴森的审讯室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自豪又激昂地指出：“共产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中国革命必胜，国民党必亡！”审讯者恶狠狠地叫道：“你未必不怕死”!

侯伯英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怕死不革命，革命是不怕死的!”

第二天，侯伯英被带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由城防部监狱转到县监狱，遍体鳞伤，精神不支，饭也无法吃，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不叫。又过了几天，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给闵一涵写了一张条子；“财产要保护，同志要照顾，平儿及芸亦希关注”。他预料到敌人对他下毒手。

一个夜晚；敌人又提审侯伯英。他们先把侯伯英带到审讯室，随后把黄作芸和他们的儿子带进来，不难看出，敌人见硬来不行，改用了软的花招，想用夫妻情，父子爱来软化他的斗志，然而侯伯英见到妻子和儿子，胸有成竹，警惕而视，仍滔滔不绝地给敌兵宣传。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见打动不了侯伯英的心，只好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押下去。软硬兼施都不行，敌人终于下了毒手。

1935年1月20日（农历1934年腊月16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和另几名同志，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侯伯英就义前，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2007年1月21日，侯伯英烈士纪念馆在盐亭县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