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荣禄

瓜尔佳·荣禄（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华，号略园，别号田舍主人，满洲正白旗人，清代政治人物，主要活跃于光绪朝中后期。荣禄出身于军官世家，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同治年间，受文祥、李鸿藻等提携，曾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后出为西安将军。甲午战争期间，因受慈禧太后信任，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卒，谥文忠，赠太傅，晋一等男爵。其女瓜尔佳·幼兰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被慈禧太后收为养女。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复杂角色，历史评价亦存争议。其大部分生平文牍曾遭兵燹，后人编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概述内图片：荣禄半身照）

基本资料

本名：瓜尔佳·荣禄

别名：荣中堂

字：仲华

号：略园，别号田舍主人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836年4月7日

逝世日期：1903年4月11日

主要作品：《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主要成就：创建武卫军

旗籍：满洲正白旗

谥号：文忠

爵位：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承袭），一等男爵（追晋）

人物生平

起自门荫

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因清代满人无姓名连写的习惯，史籍一般径称其名“荣禄”（对其姓则另外介绍为“瓜尔佳氏”），或将其名首字与其字号、官职、谥号等结合而别为称呼（如“荣仲华”“荣中堂”“荣文忠”等等）。

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荣禄生于其父瓜尔佳·长寿位于北京的宅邸。

道光二十年（1840年），荣禄丧母，其时又身体孱弱多病，幸得继母颜扎氏的尽心抚养。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荣禄父亲长寿被派往福建任职，荣禄一家随往，期间于次年（1842年），长寿还曾在浙江参与抵御英军入侵（鸦片战争），荣禄等亦留寓浙江，事毕仍赴福建。其后，长寿职务仍屡有调动，研究者认为荣禄等家人应亦随之多次迁徙。

咸丰元年（1851年），长寿受命赴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家眷被托付给福建将领饶廷选，荣禄即寄读于饶家。

咸丰二年（1852年），荣禄的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同年十一月，荣禄由廕生被起用；十二月，承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之爵。咸丰三年（1853年），分至工部观政。咸丰七年（1857年），康慈皇太后入葬慕陵礼成，参与其事的官员得到嘉奖；荣禄作为工部官吏（与陵工相关），亦获得恩旨，待补为主事后可优先升任为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荣禄补为工部主事；八月升任工部员外郎。咸丰九年（1859年），荣禄又被调为户部银库员外郎。

在当代学者马忠文看来，荣禄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伯父、父亲均曾统帅军队并战死疆场，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咸丰帝明谕优恤，赞誉瓜尔佳氏为“世笃忠贞”。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长期得到皇帝拔识。尽管如此，另一位学者戴海斌则仍认为，荣禄家世出身难言显赫，又未走一般科举仕进的道路，其后续拔擢仍有赖于其参与“武”事。

武事与旗务

咸丰十年（1860年），满洲权贵肃顺为排挤大学士翁心存而掀起户部官钱局案，荣禄也被牵扯其中。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八月，荣禄因捐输军饷，获奖为候补道（据《清史稿》，当系直隶候补道）；十月，又充任神机营文案处翼长。据学者研究，荣禄在受到肃顺排挤后以开缺候选道员参加京城防卫，是出于时任军机大臣文祥的主持。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訢等发动辛酉政变；政变后，充任管理神机营大臣的文祥，援引荣禄投效营务，才使荣禄有机缘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不过，所谓“荣禄因参加辛酉政变密谋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说法，已被史家批驳证伪。）

同治三年（1864年），荣禄充任神机营全营翼长。同治四年（1865年），荣禄曾受命带兵镇压“马贼”，不久获赏副都统衔，并管理健锐营事务，后又兼任神机营、健锐营马队的专操大臣，以及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

同治五年（1866年），荣禄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年末又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进至京畿，荣禄受命随恭亲王奕訢布防，迁左翼总兵，亦受军机大臣文祥赏识及推荐。同治八年（1869年），荣禄又补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同治十年（1871年）之后，荣禄除参与旗务外，并曾署工部左侍郎、补工部右侍郎、调户部左侍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荣禄兼署吏部左侍郎，后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同年末（1875年1月），同治帝去世，荣禄自请撤销同治帝患病期间为冲喜所加双眼花翎及太子太保衔，获准。

跌磋与外放

光绪元年（1875年），荣禄兼署步军统领，光绪三年（1877年）补任。光绪四年（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后因病解除工部尚书之官，并开总管内务府大臣之差。

光绪五年（1879年），荣禄因参与普祥峪定东陵工成，获赏并下部优叙。但他仍于同年申请开缺，获准。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又被弹劾纳贿，被降二级调用，且“不准抵销”。

荣禄去职，背后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从官私记述及学者分析来看，一方面牵涉到沈桂芬与李鸿藻之间的“南北之争”，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内务府权贵之间的排挤倾轧”不容忽视。

光绪十一年（1885年），荣禄所受“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获得开复，其后逐渐重新获得任用。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为西安将军。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结识董福祥。

甲午复起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䜣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同年，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以步军统领受兵部尚书之职。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他刚上任，就发生御史胡景桂弹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一事（很可能是李鸿藻在幕后指使），荣禄被派到天津核实情况。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荣禄更加了解编练新军的必要性。离开天津时，他将有关查办结果先期派人送入京中，并为袁世凯辩护，盛赞袁世凯“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使袁世凯逃过一劫。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荣禄曾会同刑部等查核上驷院赃案。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荣禄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并请求“广练兵团，以资防守”。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上谕授荣禄大学士。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荣禄接替王文韶，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定大学士殿阁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实授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任职期间，戊戌政变爆发。

传统上对荣禄参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是：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此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种说法，经史学家考辨，已被证明不可信。一般认为，告密者实为有意投靠荣禄的杨崇伊。不过，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是可以澄清的。在光绪帝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政变后次年（1899年），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

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荣禄卸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但仍节制北洋各军。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授荣禄练兵钦差大臣，并指明由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获准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荣禄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这一期间，荣禄在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一说，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架空后，荣禄在支持慈禧训政的同时，已有保全光绪帝之位的打算。）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1899年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广东返京，其后联合党羽对荣禄施压。刚毅批评荣禄所信任的苏元春，并指荣禄涉嫌贪腐；他并借对康梁等海外言论的追论，使慈禧罢去廖寿恒的军机大臣之职，代之以赵舒翘，冲击荣禄力图维系的原有政局。刚毅还联合赵舒翘尝试废除京师大学堂，荣禄力持反对。而后，荣禄又请求增设武备学堂，经总理衙门议准设于京师大学堂之下。此时，坊间已有传闻称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载漪、刚毅、徐桐等亦蠢蠢欲动，慈禧太后实亦有此意，并要求荣禄参与。据陈夔龙等记述，在这种情势下，荣禄与李鸿章会面，询问其意见，李鸿章对废立之事表达强烈反对，并称外国驻华使节等亦持反对；荣禄将李鸿章所言转告慈禧太后，终于使之打消废帝念头，转为立“大阿哥”。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鸿章在荣禄支持下离京赴两广总督任，以远离是非之地。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一些礼仪场合亦以此“大阿哥”代光绪帝行礼。

庚子之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荣禄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在围攻使馆过程中，荣禄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但他手下的武卫中军也曾参与围攻使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同年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诏命荣禄留京办事。北京陷落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则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当代学者陈晓平分析，李鸿章此举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调整其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诏荣禄赴西安行在。

总体看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后，事态危急，和战两难，在使馆谈判问题上，载漪、刚毅等人也对荣禄有所支持。围攻使馆期间，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脱离荣禄的统辖。相反，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端王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病死，主战贵族的圈禁，荣禄在晚清国势衰颓之际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

寿终京第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日（1901年7月25日），荣禄受命管理户部事务。同年，支持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十一月（1902年1月），两宫回銮，荣禄亦随扈自西安还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定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31日），荣禄嫁其女瓜尔佳·幼兰为醇亲王载沣之妻。此举源于慈禧太后指婚，后幼兰生宣统帝溥仪。

晚年的荣禄，虽然主持朝政，但因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遗折奏入，清廷于同日赠其为太傅，赐谥文忠，晋封一等男爵。

主要影响

政治

荣禄参与晚清“实政”改革，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甲午战后参与军政改革。有学者认为，甲午战后，原本局限于部分枢臣、督抚的洋务运动，转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改革思潮，而荣禄编练新军的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详见本词条“军事”部分。）

二是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荣禄参与戊戌政变，扼杀戊戌新政，并因此受到康梁及史家的批判。从史实来说，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所立主推行的改革的目的，亦可坐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思路，主要是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关键是要有他认为的正确的变法次序。在政变后，他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他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对于荣禄的这些举措，亦不可一笔抹杀。

三是荣禄在庚子国变后的清末新政中发挥的作用。两宫避难西安时期，荣禄也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诸事毫无起色。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各地抗捐抗税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身为首辅，从中很难看到荣禄为扭转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对他的非议却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而荣禄亦意志消沉，办事因循拖沓，未能对新政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军事

收拢军权

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尽管庚子武卫军的惨败使荣禄的远略未能实现，但是，中央练兵的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也是在练兵处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载沣等满洲亲贵排挤、打击袁世凯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军权。由此看来，宣统时期的满洲贵族专权与荣禄的谋略是一致的。只是在慈禧和荣禄死后，孱弱无力的载沣、载涛等少年亲贵面对羽翼丰厚的袁世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

创武卫军

节制北洋期间，荣禄将麾下军队改编为武卫军，分为五部。

第一部称卫前军，由聂士成统领驻天津东北的芦台，防守天津及沿海。

第二部称武卫后军，由董福祥统领，驻北京东北。

第三部称武卫左军，由宋庆统领，驻山海关。

第四部称武卫右军，名气最大，由袁世凯统领，驻天津东南的小站。

第五部称武卫中军，系荣禄自建，并亲自统领，驻北京南部皇家游猎之地——南苑。

学者房兆楹将荣禄视为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另一学者马忠文则认为，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系荣禄鉴于北洋海军丧失、京津防卫空虚，为了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大出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荣禄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袁世凯则在荣禄庇护下得以发展其力量，嗣后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

历史评价

严复（1902年致张元济函）：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瑕者自瑕，瑜者白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己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尝谓荣、王二相之不同，一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而仁和则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

慈禧（并用光绪帝名义）：①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公忠亮达，才识闳深。由廕生起家，洊陟正卿，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军、总督，恪恭匪懈。擢登揆席，翊赞纶在，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艰难。②已故大学士荣禄，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须綦切······披览遗章，拳拳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追念前劳，曷胜怆恸。

赫德：总之，荣禄的消失将影响许多人，但是，尽管他是个大人物，归根到底也只不过是个狂妄自大的人，没有了他，全部工作仍会照常进行。

夏曾佑：①戊戌、庚子二事，均以荣禄为谋主，荣禄之公忠亮达、才识宏深，亦于此时见之。盖所谓“公忠”者，非公忠于本朝，乃公忠于外国；所谓“宏深”者，非宏深于壮猷，乃宏深于奸计，洵为中外所未及知矣。②有言“自古以来乱臣贼子，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以荣较莽，祸且十倍。君子以为天生此人，盖有故也。

何刚德：①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风度翩翩，饶有才干。②戊戌政变，文忠以直督入军机，从容弭变，保全实多。拳乱西行，趋赴行在，维持大计，煞费苦心，朝局赖以底定，厥功伟焉。丙午到京，惜不复见，为之怆然。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②荣禄屡参大变，文韶久达世务。鸿禨后起，参议立宪，终以失宠太后，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

房兆楹：老实说，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国家大事。······尽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响，但他未运用他的权力促进国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

林敦奎：①在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荣禄善观风色，长于逢迎。②处此内忧外患局势下，荣禄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政策，但他也反对顽固派因循守旧、拒绝一切改革的短见，赞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的主张。

轶事典故

擅动枢笔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称，同治帝去世后，相关诏旨按例应由军机大臣执笔，当时沈桂芬稍稍迟到，文祥受命主稿，又因病不能下笔。情急之下，荣禄擅自动笔，沈桂芬见状，心生不悦；荣禄亦知沈桂芬对自己擅动枢笔之举不满，亦作提防，二人遂生嫌隙。

有染皇妃

据英人濮兰德、白克浩司记载，荣禄在光绪前期仕途不顺与他跟同治皇帝某妃子有染有关。大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左右，此事被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举报给慈禧，慈禧来到这名妃子住所，查出了她与荣禄有染的证据，此后数年皆疏远荣禄。

一击不中，当徐图之

陈夔龙、文廷式等人均记述了荣禄企图令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之事。据称，某年贵州巡抚出缺，两宫太后懿旨，着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盖巡抚品级低于沈桂芬现职（沈桂芬时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又系外放边地，此举罕见其例。军机大臣宝鋆等着力谏阻，太后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虽躲过一劫，沈桂芬仍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由于怀疑这道懿旨与荣禄有关，沈桂芬请翁同龢替自己试探荣禄的口风。翁遂造访荣禄（另说是趁着二人因事共处时），当着荣禄的面痛骂沈桂芬，假装自己和荣禄属于同一阵线；荣禄信以为真，遂将自己如何从中运作和盘托出。据文廷式记述，荣禄系趁两宫皇太后厌恶沈桂芬之时，提出外放沈桂芬的主意的，且荣禄曾援引沈兆霖出任陕甘总督之事为两宫太后提供支持。荣禄还对翁同龢宣称：“一击不中，当徐图之。”（这次便宜他了，慢慢再找机会。）沈桂芬从翁同龢处得知内情后，没有再给荣禄机会，设法让荣禄失去了要职，而翁同龢与荣禄也由此交恶。

人际关系

家族

曾祖父：阿洪阿，曾任副都统。

祖父：祖父塔斯哈，战殁于平定张格尔之乱的过程中。

父母辈：生父长寿，伯父长瑞，一并殁于在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事中。生母乌扎氏，在荣禄虚岁五岁（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过世；继母颜扎氏，诰封一品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奉旨旌表，入祀节孝祠。

兄弟辈：同母兄长崇禄，咸丰元年（1851年）荫生，同年即卒；同母弟惠禄，幼殇；同母姊妹一人，咸丰八年（1858年）故，未嫁。

子女辈：荣禄有子纶厚，先于荣禄卒于西行路上，后以侄子良揆为嗣子；有女二人，分别嫁于礼亲王世铎之子诚厚，及醇亲王载沣；另有侄女嫁于贝子溥伦。

联姻

荣禄原聘江宁将军苏布通阿之女库雅拉氏，未及迎娶而库雅拉氏即故去。继室萨克达氏为御前侍卫熙拉布之女，与咸丰帝元妃萨克达氏（咸丰登基前已殁）为本族。萨克达氏病逝后，荣禄续娶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爱新觉罗氏卒于庚子之变后的西行路上，后慈禧太后命将荣禄的侧室刘佳氏晋封一品夫人。

荣禄长女为礼亲王世铎子诚厚之妻；而贝子溥伦之原配为慈禧侄女，后病逝，经慈禧指婚，又娶荣禄侄女瓜尔佳氏为继室。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庚子回銮后，慈禧将荣禄幼女指婚给醇王载沣，后生育了宣统皇帝溥仪。

学者马忠文等认为，荣禄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而与宗室和满洲贵族结姻，也是荣禄维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权势的政治手段；迎娶萨达克氏、爱新觉罗氏及贫家女儿、侄女等等形成的联姻关系，是荣禄巩固其权势的有力保障。

宦游

学者马忠文指出，身为满洲权贵，荣禄与醇王奕譞、恭王奕訢、惇王奕誴、礼王世铎、庆王奕劻、端王载漪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

奕譞、奕訢：荣禄在参与管理神机营期间，获得醇王赏识；其得宠于慈禧，也得益于醇王的推引；终其一生，在亲王中，荣禄与醇王的交谊最深。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的仕途则离不开奕訢的支持。

奕誴、载漪：奕譞、荣禄与惇王奕誴的关系历来不甚融洽，这种积怨影响到荣禄与惇王之子、端王载漪的关系。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禄与载漪的矛盾。

世铎、奕劻：荣禄与世铎为儿女亲家，关系密切；与奕劻相处融洽，军事、外交各自分工，互不作梗。

此外，荣禄的仕途也得益于文祥及李鸿藻提携。马忠文并认为，李、荣交谊对晚清朝局影响尤大，李鸿藻死后，荣禄任用的汉员多以李氏门生故吏为主，如鹿传霖、吴重熹、张人骏、袁世凯、瞿鸿禨、张百熙等都出自李鸿藻门下。他判断，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相比而言，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

人物争议

家世

荣禄的《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多种传记资料，称荣禄系苏完瓜尔佳氏，为努尔哈赤麾下名将费英东之后裔；荣禄生前参与编修整理的祖父、伯父等的传记资料中，也有旁证。但是，《清稗类钞》记载，荣禄在户部尚书任上与苏完瓜尔佳氏的都统聊天，说自己姓氏中并无苏完字样，而都统亦认为彼此并非同一宗族。《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官修史书中，也没有说明荣禄与费英东的关联。此外，荣禄的传记资料中，尚有《吏部复荣禄姓氏子嗣无凭查复片文》1份，不详是否与此有关。

生卒

荣禄的生年，《墓志铭》记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代人物传稿》等称其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43年3月19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持道光廿三年（1843年）生人之说。另有一些文献持道光十六年（1836年）之说。还有学者据《翁同龢日记》所载翁同龢向荣禄祝寿的情况推算，荣禄当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836年4月6日）。其实，荣禄生日有官方档案可查，如光绪十八年（1892）正白旗呈《荣禄等员生辰薄册》载，荣禄当年“五十七岁”，“二月二十二日”生，由此推算，荣禄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所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人的说法，系误传；而翁同龢向荣禄祝寿的时间，则可以作为官方资料的旁证。

荣禄的卒日，《神道碑》《墓志铭》记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庚子（即该月初九，1903年4月6日）。但从荣禄的遗折来看，他是在该年三月十三日（1903年4月10日）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4月11日）完成遗折并奏入的。《申报》之报道、时人信函及《清史稿》之记载等亦证明荣禄系卒于三月十四日（癸巳，4月11日），当以这一日期为准。

功过

荣禄从政，涉及晚清政治史的若干重要事件，一些史实及评价问题，长期为后世所争论。例如，荣禄在己亥、庚子年间的活动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学界研究的分歧亦多，盖因其所牵涉的人事关系复杂，私家记述彼此矛盾，论者各执一词，争议不断。实则在晚清当时，荣禄的所作所为虽不乏吹捧者，然亦已颇招物议，言官王鹏运还曾弹劾荣禄；及至荣禄死去，清廷备极哀荣，而夏曾佑却在《中外日报》上公开发表《荣禄表微》等文，对荣禄予以猛烈抨击。如学者戴海斌所说，关于荣禄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朝野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既有污名化倾向的康梁宣传话语，也有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出于辨诬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记》这样的伪造文本；其中蕴含的“荣禄形象的流变与形成”的问题，亦值得学者思考与研究。

后世纪念

荣禄故宅

荣禄故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为其出生地。后来荣禄搬至东厂胡同，此宅分割出售。整个宅第分为三部分。西为洋武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为五进院落，包括倒座、过厅、正房及两进家祠，截至20世纪80年代，原本形制已无法得知，倒座三间，过厅三间，均为灰筒瓦顶。正房三间，左右各二间耳房，为灰筒瓦硬山箍头脊，前带月台，三出陛，东西厢房各三间，亦为灰简瓦硬山箍头脊，均通以廊，门、窗及正房内部装修仍为清朝式样；第四、五两进，为其祠堂，五间北房，灰筒瓦硬山箍头脊顶，带走廊，已被与前院隔开，在寿比胡同单开一门，被用作煤炭部的宿舍。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改用。西部已部分改建，所余旧宅部分只有一座两层西式洋楼。该宅已于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荣禄墓

荣禄墓位于位于北京朝阳门外高碑店乡西花营村的荣家茔地内。茔地原占地30余亩，周以围墙，南墙中间开门，门前有石拱桥；门内原有大型龟跌石碑2座；石碑北为坟墓。荣禄墓居中，两侧为其儿子、儿媳墓。1976年1月6日，考古队获悉该墓被毁，派人前往清理。该墓系三人合葬，随葬品多为金、银、玉器等，其中有重139.6克的金葫芦一件，上有双勾刻字“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当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荣禄所获慈禧太后赏赐。今墓址尚存，而墓顶已平。

史料索引

陈夔龙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土瓜尔佳文忠公行状》

俞樾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墓志铭》

孙葆田撰《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瓜尔佳氏文忠公神道碑》

《清史列传·卷五十七·新办大臣传一》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台北故宫博物院并藏有相关底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