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观之治首先是选官用人上的成功，李世民是如何做到的？
老衲侃春秋现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历史，讲述历史，解读历史”
贞观之治，是李世民把大唐王朝推向了一个小高峰，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出现这个繁荣盛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么宏大的历史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总结：
第一：李世民当政后所进行的制度设计
唐太宗当政后，总结历代得失，从而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政事上君权的范围有了明确的划定，这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李世民时期的宰相制度，是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
三省之中的中书省按照皇帝旨意草拟诏书，然后呈送门下省审议，谏官即负责审察诏书，如果诏书中决策内容违背礼记纲常或是存在不妥之处，谏官此时有权将其加封并退回原处，要求加以修正并重新起草，直至通过门下省的审议之后，方可交尚书省予以执行。
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由此封驳制度是伴随三省制形成而产生。
后来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当年李世民所制定的制度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唐太宗已经下了“敕令”要杀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坚持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审判，最后唐太宗的“敕令”作废。
虽然戴胄没有得到物质奖励，但当着群臣的面，李世民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其实在此种情况下，这种精神奖励，还要胜似物资奖励。
这个事件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唐太宗通过这件事情，看到皇权和法权的矛盾之处。后来听从魏征、王这些大臣的建议，责令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重新修订了国家权力架构，使一切国事政令行使起来更加顺畅。
第二：李世民善于纳谏
有一次唐太宗皇孙降生，在东宫大摆酒席，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在喜庆的欢宴上，唐太宗念念不忘褒奖为李氏江山做出贡献的有功人员，他总结道：“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对这两位建立殊勋的大臣，御赐他们佩刀，以示皇恩浩荡。
酒到高潮时，李世民有些飘飘然，他问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
魏徵据实回答：“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
这话说的，褒中带贬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问道：“朕自当‘天可汗’以来，远方民族畏惧皇威羡慕圣德，所以前来归服。说威德加于四方，公正客观。但是怎么又说不如以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魏征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虑，所以注意修德行义，每天都有新的作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较安定，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这欢乐祥和的氛围中，魏征偏要撒一些胡椒面。这些话说得有些破坏宴席的气氛了，但唐太宗确实是少有的明君，这些话他还能认真的听进去，要是换了别的皇帝，这种大不敬的指责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着性子问道：“如今所做的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
魏征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谏，常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
唐太宗又问：“你说的这些能举出例子吗？”
魏征当即举出一些实例，弄得当时就冷了场。
发现场面尴尬后，李世民马上转变语气，恳切的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第三：突破常规，大胆使用各类人才
魏晋时期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后来在执行中走了样，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从此之后的三百年间，老百姓上升的空间被堵死了。直到隋朝建立，初步建立了科举制度，才为老百姓进入社会政治打开一个门缝。李世民当政后发现人才的匮乏，又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选拔和使用人才逐渐以德和才作为使用的标准。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这句话作为自己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师者王”就是领导者非常谦虚，尊奉真正贤能之人为老师，从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汤用伊尹，齐桓公用管仲尊之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师。
“用友者霸”就是领导者对下属像兄弟朋友一样。例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张良，苻坚用王猛，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则是指专用言听计从、唯唯诺诺、顺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
所以唐太宗早年的身边，有诤臣魏征、王等人，有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但是就是没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谓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凑到他的身边。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第四：李世民制定完善的谏官议政制度
自秦朝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以后，所有的国家法令对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后来出现一些暴君，造成朝代瞬间消亡。这都是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必定像脱缰的野马，不知什么时候把这辆战车带到沟里去。李世民深知这一点，所以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后，特意制定了谏官制度。
谏官的职责，就是规劝皇帝言语过失、谏言皇帝不当决策，纠察皇帝错误行为的专职化谏臣。
在谏诤的范围方面具有广泛性，涉及君主个人言行与国家大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战事、民族关系等诸多内容。在谏诤的方式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
此外，谏官以小治大、位卑权重，并且其职责行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发挥其纠偏补失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谏官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条件，为谏诤之权的行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各谏官群体庞大、组织健全、分工明确，构成了唐代谏官制度的组织架构，与御史制度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为唐朝的繁荣和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贞观时期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所以大臣无法独自控制和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
第五：手段高明的御人之术
说李世民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这点不可否认。但还有一点拿不到桌面上的，那就是其手段高明的帝王御人术。
李世民在用人上，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手段。也就是说，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一些驾驭臣下的帝王术。
公元630年春天，名将李靖一举平灭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凯旋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觐见李世民时，被李世民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看到皇上脸上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这时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
回家后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一听皇帝又宣召，是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觐见的。
李世民见到李靖，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绩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
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绩，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绩。
可想而知，当李绩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地感激，又是何等地惶恐！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副药引子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绩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还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则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说到这里，其实许多关键问题已经说透了，再说别的方面恐怕就是这些方面的修补，所以往下再不赘述。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唐吴兢
《旧唐书》后晋刘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近代钱穆
老衲侃春秋严正声明：原创作品，禁止非法转载！
是啊，古今中外最高统制者的成功首先是在选官用人上的成功，执行得好君臣相长国泰民安反之则自毁长城祸国殃民。留下千古赞誉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现了一位开明帝王海纳百川的雍容大度和知人善任的理性思维，可以从几个事例片段来管窥一斑。
太宗的亲信长孙无忌曾经感慨当初魏征跟随太子李建成时，双方互相看见像仇人般都分外眼红，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大家一起和衷共事。这正是太宗的识人之明，不计前嫌将魏征纳入自己的核心团队，魏征这位太宗年代的政治明星才能脱颖而出，制定了贞观之治的执政方针总路线。
是延续隋代治理乱世的高压政治，主要用军事手段来治理国家，这是旧关陇集团的意见，还是采用少数派代表魏征提出的通过仁政和统制集团自身廉洁自律来德化老百姓，引领国家走向政通人和，摆在太宗面前的是存在争论的两条路线。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事实证明他们君臣同心，施行仁政，共同造就了贞观盛世。
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这些当时的国家精英围绕在太宗身边组成了强大高效自律的执政队伍，太宗曾经让黄门侍郎王逐一点评。王认为房玄龄一心为国，知无不言，魏征能够诤谏，真心想让皇帝成为尧舜般的君王，李靖文武双全，能出将入相，温彦博事无巨细，办事公道，戴胄思路清晰，特别能处理繁杂的事务，王自己认为他能扬善伐恶，弘扬正气，每个人都各有所长。
这些话虽然当时是君臣宴席间的闲谈，但是从大臣的角度阐明了太宗的国家管理核心层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用，没有太宗的鉴人之明和格外提拔，就形成不了贞观之治的行政团队。
再举一个相反的片段，贞观七年太宗巡视地方，有个姓赵的地方刺使为了迎奉讨好太宗，大肆扰民，挥霍地方财政修缮宫殿楼宇，贿赂太宗身边的人。被太宗知道后严加申饬，认为这种行为正是前朝亡隋的弊端，花的钱都是百姓的脂膏，必须全部撤销改正。这位赵刺使偷鸡不成蚀把米，羞愧难当，没多久就死掉了。
皇帝心胸宽广，亲君子远小人，朝堂上下君臣的心里坦荡，这种君臣关系千古难有。李世民超理性地对待皇权，从谏如流，是出自他的宽容和强大的自信。他接受任何有利于王朝治理的意见，吸纳各层人士为他驾驭，从来不担忧哪个大臣尾大不掉，也不顾虑谁会和他分享皇权，因为在开创立国时期，他在军事政治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已经被无数次充分证明了，他本人就功勋卓著，就是王朝将相中的佼佼者。
这一点是唐太宗和其他某些朝代君王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刘邦和朱元璋），他始终满怀自信地站在统制最高点上俯视他的臣民，即使贞观之治的路线是魏征的创意，但也掩盖不了实际决策者和施行者唐太宗李世民的光辉。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