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庙号为何只有两位为“神”，这个“神”代表着什么？
这个问题一看就是一个有趣的八卦问题。既然只有两位皇帝的庙号是“神”，想来也不是什么好寓意。
古代皇帝的称号特别多，先来捋一捋！庙号始于商朝，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祭祀供奉时所用的名号。在汉代只有少数有大功德的皇帝才会有庙号，隋唐之后每个皇帝才都有庙号。庙号一般为太祖、太宗、高宗、仁宗等等。庙号是皇帝本人死后，后人根据其一生之功过给予的一个评价，甚至是盖棺定论的评价。一般开国皇帝就是太祖，如宋太祖，仅次于太祖就是太宗，如唐太宗，如果是个宽厚仁慈的皇帝，可以称作仁宗等等。
谥号也是由后人评定的，每个皇帝都有，起初谥号的字数很少，如汉文帝刘恒谥号“文”。也有不好的谥号，如隋炀帝谥号“炀”，这是唐高祖李渊追谥的。后来皇帝谥号的字数越加越多，后代子孙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加上，有些已经不够客观公正了，比如中国历史上最长的谥号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谥号是：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一般新君继位都会更改年号，或者遇到重大事件，皇帝一开心也会改年号，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可以卫冕改年号达人的称号了。明清两代，皇帝就不改年号了，自始至终都只用一个年号，比如康熙、乾隆。
这么多称号实在太难分得清了，为了简单方便记述，现在我们一般对隋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晋武帝、隋炀帝等。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宋仁宗、元英宗等。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如嘉靖皇帝、唐熙皇帝等。
回到题目中来，古代皇帝两位庙号带“神”的，一个是宋神宗赵顼，一个是明神宗朱翊钧。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特点，在位时都实施了变法。
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他积极主张变法，与王安石一拍即合，开启“熙宁变法”。由于变法极大的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反对派的强烈抵制给宋神宗带来很大压力，几次摇摆不定，最后以失败告终，自己也忧郁而终。他一系列变法的措施在他死后也都被废除。
宋神宗死后，反对派大臣们在为他选庙号的时候，选了这个“神”字，在古文中“民无能名曰神”，意思是老百姓没法来给称号的人，叫做神，后一句是“不名为善”，指没有一个可称为善的。所以“神”字明褒实贬，实际上是讽刺宋神宗，变法不仅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在位期间主动对西夏发动的战争也是伤亡惨重，毫无功绩可言，没有一件事可以称为善的。宋神宗虽然变法失败了，但他确实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神“的评价有些过分。
另一位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万历皇帝，的确是一位昏庸皇帝，是大臣张居正一力主张变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他自己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二十多年不上朝，党争严重，朝政腐败，他死后24年，明朝就灭亡了。所以“神”这个评价委实不冤。
THEEND
皇帝的名号有：年号、谥号、陵号和庙号。
年号是用来纪年的，为汉武帝首创，也用于称呼皇帝。后世比较熟悉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康熙、乾隆便是其年号；
谥号是对一个人死后，对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作出一个总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其谥号为“文正”，应该是皇帝给予文官的最高荣誉；
陵号是指为皇帝死后埋葬陵墓，所取的称号，康熙皇帝所葬的陵墓，被命名为景陵。
至于庙号，是皇帝死后，供奉在太庙的神主牌牌号。庙号为“祖”，一般指开国之君或者对于一个王朝有开创之工的奠基人；庙号为“宗”的，一般是守城之君。
中国历史上，共经历83个王朝，历时2132年，总共有408位皇帝。庙号为“神”的皇帝有两位，一位是宋神宗赵顼，另一位是明神宗朱翊钧。可见，神宗这个庙号属于“非主流”。
事实上，《谥法解》是这么解释“神”这个谥号的，民无能名曰神。即是无语的意思。说好，好像又过不了自己这关；说不好，又于心不忍。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是一种褒贬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庙号。至于两位神宗如何的“民无能名”？
先看看宋神宗赵顼。其为宋英宗赵曙长子，北宋第六位皇帝。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吸取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教训，采取了“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将财政、军事等权力，统一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造成了北宋官僚机构臃肿的局面。
军队的数量也开始膨胀，至仁宗时代，军队人数达到了125万之众。加之与辽国、西夏签订和约，每年所需付出的钱粮、丝织品。到宋神宗继位之时，不得不面对财政上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全部转嫁至农民身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动摇了北宋统治的根基。锐意进取的宋神宗，是一位想有作为的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变法内容包括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合并机构裁减官员等。
均输法、市易法，是要和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大贵族、大官僚，分一杯羹；裁减宗室子弟的部分待遇，如将隔了几代祖宗的神主牌，迁入远祖的宗庙。前者伤害了宋神宗祖母、母亲家族的利益，因为他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垄断了国家的商业利润；后者则伤害了北宋宗室子弟的利益。
由此，变法遭到了宋神宗祖母、母亲以及两个弟弟激烈反对。母亲高太后言辞激烈地对神宗说，像这样改祖宗之法，赵家天下是要毁在王安石手里的。矛头直指背后的宋神宗。一片反对之声，赵顼也不敢对母亲多说什么，只好对着弟弟赵颢发飙，是我弄坏了赵家天下，你来干。吓得赵颢连忙说：何至于此。
至于变法的效果嘛，在富国强兵上，宋神宗与王安石目标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宋神宗却不如王安石彻底，毕竟其要承受外戚以及宗室的巨大压力，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如此，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可见，效果并不好，既得不到上层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又增加了下层人民的负担。郁郁寡欢的神宗逝世后不久，变法即被废除。理想很丰满，费力不讨好，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
接着是明神宗朱翊钧。其为明穆宗第三子，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继位之时，不满十岁，生母李太后一直是按照圣明之君培养。为此，李太后让首辅张居正，出任朱翊钧的老师。为此，张居正自己编撰《帝鉴图说》，一部图文并茂的图书，作为上课教材。朱翊钧这个娃，像极了现在的小学生，每天在李太后、张居正督促之下，学习读书到深夜，就是有娱乐时间，也是礼乐这方面的“兴趣班”。
为此同时，在张居正的辅佐之下，明神宗在继位之初的10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为明王朝注入了活力，延缓了王朝的政治危机。但李太后与张居正对于朱翊钧，在娱乐上压制，没有做出正确引导，逐渐累积下的不满，造成了其成年后的反弹，无限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弥补失去的“童年”，并对于压制力量，予以反击。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的“夺情”事件和1580年，朱翊钧发生的“酗酒”事件，加之李太后错误的引导。明神宗的不满不断累积，终于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爆发，明神宗剥夺了其诰命。张居正家人多有饿死，长子张敬修在狱中遭到拷打而自缢。
受此影响，导致明神宗逐渐对权臣失去信心，而后与文官集团在“废长立幼”的博弈中失利，更加剧了君臣之间的不信任。1589年开始，明神宗拒绝接见群臣，导致朝廷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形之下，努尔哈赤完成了女真部落统一，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女真人，最终灭亡了明朝，明神宗得负上很大的责任。一声叹息，确实又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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