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后世的评价怎么样?隋朝的覆灭跟他有何关系？

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今天历史故事网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是隋朝的第二代皇帝，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年号“大业”，统治中国14年。

杨广是一个亡国之君，他在位期间，连续大兴工役，掘长堑、置关防、营建东都、广筑离宫、开凿大运河、大造龙舟、巡游江都，役使男女数百万。

后世对他“劳民伤财”“虐用民力”进行批判，然而自近代以来不少人为杨广翻案，使隋炀帝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帝王之一。

“炀”是唐朝给杨广的谥号，后世批判隋炀帝，大多批判他“矫情饰行、阴谋夺嫡、弑父屠兄、骄奢淫逸、劳民伤财、虐用民力、好大喜功、滥用权威”。

在各种各样的文学、戏曲中更是把隋炀帝的形象夸大歪曲，致力于把隋炀帝塑造成一个商纣式的“逆天虐民”及“色中饿鬼”的形象，使之高度契合“炀”的谥号。

然而，唐修隋史，修史者主观上的政治倾向性已经根深蒂固。

已故美国隋唐史专家芮沃寿教授认为，“儒家修史者对隋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

而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隋炀帝的形象更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魏晋以来数百年分裂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即位伊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他放弃北魏西周军事化的政治体系，实施文治，采取了若干政治措施，把关陇本位的政权，与山东社会文化体系融合。

虽然军事上关陇贵族是征服者，但在典章文物方面，隋文帝选择了保有汉威传统文化体制，废六官，依汉魏旧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隋文帝把隋朝经营得无比富庶和强大。

“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中外仓库，莫不积盈”，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隋炀帝从其父亲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政治上大一统，经济上富足的大隋王朝。

也就在这雄厚的基础上，隋炀帝杨广开始想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功业。

一：营建东都，广筑离宫

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临幸洛阳后，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详细述说了营建东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营建东都的首要原因，是刚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反叛。

由于京师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汉王悖逆，毒被山东”。

山东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长期受东魏、北齐统治，入隋后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广大的山东地区仍存在很强的离心力。

不仅如此，江南形势复杂更超山东，灭陈后，亡国的江南人士对被人心怀恐惧，离心力更强。

虽然江南地区的全面反叛被镇压，但根本上没有铲除江南豪族势力，江南地区的变乱时有发生，成为隋王朝的隐患。

炀帝诏令中“况复南服遐远”之句，说的就是京师长安对江南有鞭长莫及之感。

面对着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形势，隋炀帝决定建都洛阳，是为了中央更好地控制南北，巩固国家的大一统。

二：开凿大运河，巡幸江都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几乎在命令营建东京的同时，又“发河南诸郡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开凿大运河的工程。

大业四年(608年)又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市)的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形成了贯穿南北、沟通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

开凿运河和营造东都一样役使了百万人民，使役夫相继死亡。

运河开成后隋炀帝又大造龙舟游江都，耗费了大量钱财，说是“劳民伤财”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隋炀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他的父亲隋文帝开始建造的。

甚至更早的时候，北魏孝文帝已经提出了修大运河的设想：“魏孝文帝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

北魏孝文帝称之为“此乃军国之大计”，连钱穆先生也如此评价杨广开运河：“则北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可见，大运河的修建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上的需要，并非隋炀帝为了一己私欲而心血来潮所做的惊天工程。

但大运河和营建东都同时进行，显然急了些，人力和国力都不堪重负。

三：三征高丽，帝国崩溃

高丽即立国于朝鲜半岛及辽东近三至四百年的之久高句丽王国，因其王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

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体制，藩国必须向宗主国朝贡，否则就是失礼，就要兴师问罪。

然自隋朝建立以来，高丽王从未入隋朝见，北巡榆林之时隋炀帝曾警告高丽使者：“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如若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但高丽王置之不理，在隋炀帝二巡扬州(610年)时，在江都宫接见四方朝贡使者，却唯独未见高句丽使者的到来。

高句丽的不朝激起了炀帝君臣的极大不满，此时“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正式下诏讨伐高丽，但由于隋炀帝的骄傲自大、军事战术不当、人民厌战等原因，第一次大征高丽失败。

隋炀帝的惨败致使他威信大降，不仅损兵折将，还引起天下骚动。

常年连兴大役、征调民力，民众“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迫，救死萑蒲”，兵徭役征使农民难以忍受，一场反隋农民大起义揭开了序幕，这是隋炀帝征辽最严重的后果。

然而，隋炀帝为了完成其“大业”，不顾天下起义军竞起的严重局势，为了挽回面子，在大业九年(613年)下诏征天下兵集涿郡，修缮兵器，准备二征高丽。

“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这一次征辽原有军队兵员已不敷需要，而募集平民，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

然而，这一次征高丽，却是以贵族杨玄感的造反而失败。

在隋文帝亲征高丽之时，“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

为了应付杨玄感的反叛，隋炀帝不得不马上停止正在进行中的对高句丽的全面进攻，令各路军回返平叛。

于是，隋朝百万大军又一次无功而返，隋炀帝第二次亲征又遭到失败。

杨玄感的起兵，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大分裂，分化出反对隋炀帝的集团，从而使反对炀帝暴政的斗争掀起新的高潮。

在这样的国内局势下，民心厌战，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的第三次征高丽仍是无功而返，而此时国内的局势已经是隋炀帝无法控制的了。

因为隋炀帝的绝对权威出现动摇，国际形势不容乐观，以大隋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华夷朝贡体制行将崩溃。

隋王朝也由极盛转为败亡，征高丽之役成为隋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隋炀帝一生荣辱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