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的简评
读“三国志注”对两晋南朝人士评姜维的几段话，觉得颇有启发性，照录如下：
“陈寿云：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殒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况於区区蕞尔，而可以屡扰乎哉。”
“干宝云：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
“裴松之云：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旁入，出於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孙盛语），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控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谓事有差乎而抑谓不然。设田单之计，邂逅不遇，复可谓之愚哉？！”
“S正云：姜伯约居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褒，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坜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后人之谈，赏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很清楚，陈寿对姜维是全盘否定的，不仅否定他的整个政治军事活动，否定他的志趣抱负，甚至也否定他的才干。原因何在？在於他的政治成见。在三国末期，由於魏方的实力较为强大，虽然经过诸葛亮的艰苦努力，鹿定了南方（云南贵州地区），毕竟只能算是消除了后顾之忧，而不能引以为援。在因关羽的骄妄而丢掉荆州两湖地区，诸葛亮六出祁山未能据有关中之后，蜀方内部当然免不了会冒出一股消沉的潮流来的。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就是谯周，陈寿无非是拾了他的遗唾而已。这一派人的政治态度是：蜀主无力与魏较量的，所以只有被并于魏方能求得本地区的安宁。有了这个政治态度，不要说是对姜维，就是对诸葛亮，他们也不会给予好评。邓艾临成都后，正是在谯周的敦促下刘禅才作了投降的决定而否定了南夺滇黔以图恢复的战略选择。所以看起来陈寿贬斥的是姜维，事实上是在贬斥诸葛亮，因为姜维是诸葛亮亲自选定的遗嘱执行人。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家，诸葛亮当然也免不了有缺点错误，陈寿之所以不正而在书中公开批评诸葛亮，看来不是出於真的爱戴而是怕众怒难犯。试看他不过在书中说了诸葛亮一句“战略非所长”就惹得蜀人批评他在“报私仇”（其父被诸葛亮判髡）。谯周，陈寿这一派的政治态度的是非，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因政治见解不同就连对方的才干及志趣也否定掉，就成为偏见了。有这种意气用事的人，是很难称为良史的。
孙盛和干宝却有些不同。他们和姜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纠葛。所作的也仅是对孤立事件的评论，裴松之和S正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和他们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可以两存，供后人自由取舍。
S正的评论，除针对死难一事以外主要在於表扬姜维的操行，应该说，就这样的操行而论，不仅是“一时之仪表”，甚至还可以作“万世之仪表”。至於姜维的才干如何，后人总不可能比当时的人更有亲切体念了；“三国志”中正好有一段记录：
“（邓）芝为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生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简，不O意气，不得士类之和。於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
评论某个人，不应仅看他的一时一事，而必须看他整个一生，不应脱离时代条件而必须结合历史环境，不应把后人的见解强加给前人而必须看前人本身的见解，不应用成败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而必须考虑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不应只着眼其政治思想和活动而必须兼顾其品质和才能。
要全面地评论姜维，首先就应该全面评论诸葛亮。要全面评论诸葛亮，就应该对当时的现实和政治形势有全面的分析。概括地说，在董卓之乱以后，汉室的天下已经丢定了，这充分表现在，聚在天下“诸侯”之兵都“未能”消灭董卓这一点上，是这些兵马力有所不足吗？当然不是。从人数来说，讨董的实力强大得多；是谋略不敌吗？也当然不是。董卓本人是一勇之夫，讨董阵营中随便哪路诸侯帐下也不乏赛过给董卓摇鹅毛扇者的人才；是将才不及吗？就不说“三英战吕布”，李催郭汜哪是吕布的敌手呢？不把吕布杀得夺路奔命？！聚天下“诸侯”之兵而未能消灭董卓，根本原因就在於其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董卓”。他们和董卓的矛盾不是“天下”和董卓的矛盾，也不是汉室和董卓的矛盾，而是“董卓”和董卓的矛盾。这从袁绍在横刀长揖辞董卓而奔河北时的一句话“天下健者岂唯董公”，短短八个字就已暴露得清清楚楚了。当时在有问鼎汉室的人们中，不仅有以四世三公门第出身的袁氏兄弟，有拥兵边疆的剌史州牧，甚至连太守之流也不甘落后，孙坚就不过是一个所谓“蛮夷”之域的长沙太守嘛，偶然得了传国玺就自以为应了“天命”，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曹操刘备两个在当时算得甚么呢？虽说他们也不乏门荫，其实却很可怜，特别是刘备，一个末路王孙，算得个屁？所以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两人之所以投身到“诸侯”方面去，破黄巾，讨董卓，开始是不可能有打天下的奢望的，无非想图个出身罢了。当然，在讨董之役中，正因为他们想图功名，才会卖命向前，实事求是地说，曹操之所以有刺董逃命的壮举正足以说明他当时和董卓的矛盾正好是代表了汉室的利益。曹操之变成“董卓”显然是听从了荀的谋略把汉献帝捞到了手上以后的事，而刘备是否准备也成为“董卓”则无从揣测，由於都是刘邦子孙，也许他在这一点上的成份倒是最少的。诸葛亮之所以选中他，很可能也是出於这样的估计，不过，要是他真能达到匡扶汉室的目的，他的子孙不取代刘秀的子孙也是办不到的。
既然刘秀子孙的天下在董卓之乱时已经丢定了，接下来的当然应该是这座天下该归谁来坐了。答案很简单，谁有能力把这个四分五裂的天下用武力统一起来，谁就应该坐。这个答案谁都明白，可就拿不准“谁有”这个答案。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的唯一人物是诸葛亮，这是经过了历史考验的答案，如果没有诸葛亮，应该说，既不会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也不会出现魏晋交替甚至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因为如果不造成鼎足之势，孙吴迟早会被曹操兼并的；吴蜀之存在，推迟了曹操的政治日程表，只好以文主自居。如果曹操统一了江南，区区一蜀可以兵不血刃而下，使中国重归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策也许较为不同，五胡十六国那种生灵涂炭的混乱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的确是打乱了曹操的战略部署，甚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从史籍记录看，曹操对司马懿不是没有戒心的，第一是无确凿把柄（就是说，没有说得过去的籍口，像杀孔融、杨修那样），第二是吴蜀未平，在鼎立之势不成，曹操亲身统一了中国，就难以出现“三马同槽”以及魏晋交替的局面。当然，这样的历史发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预见到的，所以不能说这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造成的。作为诸葛亮来说，他看出了在曹操底定了大河南北以后是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唯一实力人物；孙权据有江东可以一敌，毕竟不是敌手（试看，在三国鼎立的情况下，曹操仅以偏师给张辽守合肥，就使得孙权非全力对付亲自上阵不可），他是不愿意出现这个结局的。他的心还在刘氏身上。尽管刘备不是刘秀的嫡系，却是刘邦的嫡系，争取时间，先形成鼎立的局面，接着再联吴伐曹之；至於孙吴，哪也是非统一不可的。战略是阳谋而不是阴谋，蜀使在回答孙权的问题“共灭曹氏，分帝南北，不亦乐乎”时不说得很明显吗“唯未知天命何在耳”。
诸葛亮没有料到——也可以说确已料到但无可奈何——打乱他的战略部署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不是曹吴而是关羽；这真是诸葛亮本身的悲剧，更是历史悲剧。他既明白关羽性格上的根本性缺点——骄傲，又预见到他必然会因忿吴误事，所以才在把荆州重任托付给他时再三叮嘱，尽管他付托得这样郑重诚恳，关羽却当成耳边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事小，对诸葛亮的事业，对历史的发展，影响可大了。在这个托荆州的事件上，丢开刘备的作用不说，诸葛亮是否有别的选择呢？没有，这就是他的无可奈何之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凡是知道一点“三国故事”的人都会感到诧异，“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形容，在刘备方面有些不相称，刘备不是以德服人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刘备缺乏政治基础——也就是说，他没有封建地方集团做他的靠山，虽然曹操同刘备一样，也是白手起家的，但抢先一着把汉献帝捞到了手，有了尊汉的旗帜可以罗致一大批文官武将，此其一；又，扫平了袁绍，招降纳叛了一大批攀龙附凤的角色。孙权有江东的地方封建集团做他的政治经济基础，顾雍，陆逊，吕蒙，鲁肃之流都是江东的世家大族。刘备呢，可怜得很，挂着一个帝室胄裔的空招牌，顶顶大名的陈登父子充其量在个别场合下帮他一把力，却不会去追随他。在水镜先生司马徽把徐庶介绍给他以前，没有一个谋士，可能也养不活，自已的出身还必须靠战吕布这一役，勇将只能是以“刀斧手”出身的关羽张飞，赵云也是从普通兵卒出身的。黄忠过来得很晚，马超是末路来投。这些簇拥者最多可以维持他的苟延残喘，却不可能协助他扩大影响。曹吴有社会政治基础，损兵折将不影响他的实力，他们有的是有生力量，刘备在得蜀以前，流离颠沛，在哪里也呆不久，根本顾不上培养及选拔“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除了挑选关羽以外是没有别的选择的：第一，关羽可靠，始终忠於刘备；第二，关羽有智，有实际作战经验；第三，关羽有勇，能独当一面。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性格过骄而未得裁之以法，（刘备定蜀自立汉中王以后封五虎将的消息传到荆州，关羽就因自已和黄忠并列大为不满，诸葛亮除了“摸顺毛”以外确实别无办法）。总以为郑重的诚恳地事前叮嘱会有效果，结果还是落空了。
荆州一丢，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就告吹了。本来他的战略意图就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有机部份：第一是据有川，楚南中（大约相当现鄂、湘、川、滇、黔五省），这样就在疆域上和据有江东（大约相当现在的江、浙、皖、赣、闽、粤等省）的孙权和据有中原（大约相当现在的秦、晋、豫、冀、齐等省）的曹操不相上下，虽然经济，财力和户口方面要差得多。第二是，联孙伐曹，始终避免两线作战；第三是问隙，就是说决不轻举妄动，没有一定的把握不轻易出师，这在“隆中对”内是说得够明白了。荆州一丢，不仅在疆域上丢了鄂湘两个省这样经济财力和户口都殷盛的地区，削弱了自已几乎一半实力，大大地影响了战略力量的对比，而且陷於两线作战的困境里；加上伐V亭之败，他既未能阻刘备於伐吴之前，又未能免刘备损兵之辱于后（战略战术上的失败都在他的预见之内，可就无法使刘备不付诸实施），以致不仅丢了荆州，又大丧了川蜀元气。这样一来，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的原有战略意图就只好付之东流了，剩下来的唯一出路是：力求自保，坚定和吴，安定后方，专心关中，争取时间，等待机会。这样一个战略大转变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他的出师表中，也是阐述得明明白白的。他的定南中，出祁山，都是按这个战略实施的。
自有史以来，山南和川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唇齿相依的。而山南和关中又只有一山之隔。诸葛亮之六出祁山有没有必要？目的何在？作用是什么？从三国鼎立的形势来看，刘曹是不两立的；孙权则脚踏两边船，孙权一直没有消灭曹操的愿望和准备，原因很简单：第一，他考虑了双方实力的对比；第二，他并不想再把刘氏的天下恢复起来；因此，能自帝江东创立王业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之所以和蜀，不过是为了籍蜀以自大和自保；正是为了要自大和自保，他才不得不夺荆州，杀关羽。他之所以帝魏，同样是为了可以自大和自保；因为魏承认了他自王江东的独立局面，在魏蜀之争中，他当然不会真正助蜀的，到了紧要关头，尽管他也和蜀了，同样帝魏了，同样可以不在蜀背后捅一刀，就会在魏头上击一棒的。所以孙吴的态度和利益很明显是脚踏两边船；不过不到魏蜀火拚到关键时刻，这个态度不会暴露出来。既然像诸葛亮所指出的那样“汉贼不两立”，那关中就非争不可。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伐魏作准备，主要作用在于自保。在保有荆州的情况下，伐魏之战可以伺机进行而不必仓猝从事；因为荆州和山南可以互相策应：魏攻山南则蜀出宛洛，魏攻宛洛则蜀趋关中。现在荆州丢了，山南成了面魏的唯一前线，这条线一垮，蜀就无法生存了。所以说荆州的丢失造成了诸葛亮非出祁山争关中不可的形势。必须经常保持对关中的压力，才能避免魏对蜀的生存威胁。为此，诸葛亮才拟订出屯田渭滨的计画，这个计划的实施也有两种作用：第一是把军事前线推进到关中平原可以起到保蜀保山南的作用；第二是把中原和秦陇地区分割开来，有利于削弱魏的势力及扩大蜀的控制。由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屯田渭滨及以攻为守的计划也就跟着结束了。
姜维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接手诸葛亮的遗志的。入蜀以后，诸葛亮有武力做后盾，恩威并用，赏罚分明，执法公正，任人唯贤，不仅赢得了民心，也取得了地方势力的拥护，树立了自已的权威。在刘备死后，全部政权都在他手上，尽管如此，地方势力中还有人对他不满，不是公然反对就是进行破坏（像李严彭漾那样）。姜维呢，在蜀是一个旅孤臣，除了本人的才智和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以外没有任何凭籍：没有门阀，没有资历，没有部属，没有亲友，没有民望，更没有权威。以这样一名不仅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上层人物中也默默无闻的“败兵降将”而接手廷寄重任，该会招致多少非难、阻挠和嫉妒，是可以想见的。以诸葛亮都完成不了的事业而责备姜维不完成，以诸葛亮都挽救不了的局面而责备姜维不挽救，这只能是刀笔之吏的判词。诸葛亮总算在刘备心中言听计从了，都不能使刘备不招致V亭之败。当姜维为畏谗逃死而出守边境的时候，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呢？姜维之以身殉蜀，究竟为了什么？蜀国——不论是蜀主或者蜀臣，给了他什么好处？他又贪图哪样的好处呢？无非是“士为知已者死”。颠沛终生最后功败垂成也就可以报答诸葛亮的赏识和重托於地下了。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吉安（今江西县名）人。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临安危急，奉命至元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扣留，后冒险脱逃，拥立益王赵罡，至福建募集将士，进兵江西，恢复州县多处。后兵败被俘至元大都，在狱中严词拒绝威逼利诱，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1283年1月9日在北京柴市口慷慨就义。文天祥在狱中写作大量诗词，《过零丁洋》、《正气歌》等作品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清朝的林则徐
首先他是以为民族英雄——虎门销烟
再次他是一个政治家——整顿吏治
他还是一个思想家——《四洲志》的撰写使他成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总结出了‘十无益’
品质：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严于律己
早就想写点什么东西来纪念中国古代的数学家，来怀想一下他们的学问了，但一直没有动手，原因是对于这个题目来说，我收集到的材料还远远的不够，但事实无情的证明，等到材料收集完成了再动手，那就什么也写不成了，于是，这个帖子就这样仓卒之间出炉了。
毛主席曾经说：好好的一锅饭，硬是叫你们做成了夹生饭，夹生饭就夹生饭，将就吃！
千万不要以为数学家的故事不好看，其中的精彩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怀着悲壮的心情，从今天开始把这个题目展示在大家面前，不知道会它今后会被写成什么样子。
是为序。
一、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是注定要被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们发现的，或早或晚，总有这么一天，因为这个定理就时时刻刻的隐藏在人们的身边，在每一块直角三角形里，除非你永远不盖房子，不造马车，不建金字塔，否则，这个定理就会不可避免的被人们发现。
在欧洲，勾股定理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据说是他，这位古希腊数学的奠基者首先发现了这个定理，当时，这个定理被发现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此，人们杀了一千头牛来庆祝这一发现，所以又叫做“千牛定理”。
在中国，勾股定理的发明被归在一个名叫商高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的名下，所以后来又有人管它叫叫“商高定理”。有一天，皇家数学家商高向周朝著名政治家周公解说勾股定理的内容，他用一个绳子圈来作道具，将这个绳子圈围成一个直角的三角形，假如两条靠近直角的边长是三和四，那么剩下的斜边，就一定是五，他说：喏，“勾三股四弦五”。
这一句著名的话被记载在著名的《周髀算经》里。当然，如果仅仅有“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句话，那还不算真正的发现了勾股定理，因为“勾三股四弦五”只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没有普遍性。商高没有说出勾股定理的全部内容，并不说明他不知道完整的勾股定理，只是他们两人的谈话又岔到别的地方去了，商高说：有了这个定理，就可以测量出太阳的高度，周公对此表示怀疑，他说：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数安从出？
对这个问题，以商高为首的科学家胸有成竹，后来，周公的后人陈子也成了一个数学家，是他详细地讲述了测量太阳高度的全套方案，为此，陈子说了一句更为重要的话，同样被记载在《周髀算经》这部书里，他说：求斜至日者，以日下为句，以日高为股，句股各自乘，并以开方除之，得斜至日。
左宗棠！！！收复伊利！！壮我国威！！在对伊利的问题上，唯有左公一人，力主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