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一生过得怎么样？在诗坛上有绝对地位在官场上却掀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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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一朝，文人骚客频出，读书人都以入仕为官作为人生最高追求，也是唯一的出路。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攀途，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而在那时，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欧阳修曾对此人有评价，言语之间莫不是惋惜非常：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
而梅尧臣究竟是何许人也?
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著名诗人，大文豪欧阳修的人生挚友，北宋诗坛开山祖师。
在宋仁宗时期，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在宋朝文坛掀起了莫大的风浪，毫无疑问，这场运动在当时是成功的，而此时革新运动的“统帅”就是一代文宗欧阳修。但是，革新运动的成功自然不只是一个人的功劳，有统帅自然就有将领，在
《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中有记载：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
短短一句话，足可印证梅尧臣在诗坛的绝对地位。
虽然在诗坛颇有建树，除欧阳修外，陆游、方回、刘克庄等均对其推崇备至，奉其为“宋诗第一人”，纵然享有盛名，却在仕途上，一生碌碌不得志，年过半百才始应召试，赐同进士加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
碌碌半生，才得到一个正职，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离进馆入阁的人生理想还差着很远，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民间极具声望，却在庙堂之上未得到相应的尊重，其坎坷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
少年贫苦，英才难展。
公元1002年，梅尧臣出生在安徽宣城南郊溪上村一个普通的小官僚家庭，其父梅让，官至太子中舍人，官微俸薄，只得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幼时的梅尧臣，生活甚是穷苦。
可到底是官宦家庭，梅尧臣从小便受到了父母“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将读书习文当做是首要大事，十来岁便能出口成章，在当地亦是小有名气的才子，十六岁时参加乡试未取。
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梅尧臣应试未中实属正常，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在科举门前徘徊，有的人甚至耗费半生精力，中唐刘长卿用了十二年才考中进士，晚唐罗隐连考十余次才得取，一试未中，还可考第二次，但无奈的是，家境贫困，无力继续攻读，梅尧臣只得作罢，另寻他路。
青年游历，诗风渐成。
叔父梅询，当时辗转各地为官，得此机会，梅尧臣随叔父宦游，到过湖北襄阳，江苏苏州，安徽池州等地。
十余年的游历时光，大大的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也为后来的诗歌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此时北宋诗坛，盛行西昆体诗风，所谓的西昆体其实就是晚唐五代诗风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是一种形式上的单纯模仿，华丽的辞藻、艳丽的诗风，却唯独没有丰富而充实的思想内容。一味的“历览遗编、研味前作”却脱离了社会现实。
二十多岁的梅尧臣，对写诗已经独有见地，他提出了
“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的现实主义创作作风，反对没有真实情感的无病呻吟，也反对脱离现实而作出的世人警语。
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这句话是对梅尧臣诗风改革价值的一种概括，而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掘出梅尧臣诗风的最大特点，那就是古朴而淡雅。
这样与世不同的诗风本会在“存同伐异”大环境下，逐渐衰落，不被提及，可碰巧，当时正是诗文革新的关键时候，彼时诗坛，需要梅尧臣。
变革先锋，梅欧之交。
游历十三年后，梅尧臣以恩荫补任太庙斋郎，后历任桐城、河南、河阳三县的主簿。
30岁时，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贵人，钱惟演。
钱惟演，当时任西京留守，热衷西昆诗派，且颇有建树，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昆诗派巨子的府中，孕育了一群诗文革新的先驱者，而这钱惟演也向来大度，善识英才，欧阳修就曾在钱惟演的幕府担任留守推官，对于梅尧臣来说，得到钱惟演的赏识对他最大的帮助便在于他可以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欧阳修、尹洙、范仲淹等等，而这些人在洛阳也形成了一个圈纸，即“洛下才子”。
这段时光，或许是梅尧臣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逍遥日子，一众才子经常相约出门，游山玩水，诗酒趁年华，梅尧臣在此时的诗，也多见山水自然的闲淡之美：
杳蔼随龙节，萦纡历宝山。琉璃开净界，薜荔启禅关。煮茗石泉上，清吟云壑间。峰端生片雨，稍促画轮还。(《会善寺》)
此外，如果让我们细细品味梅尧臣早期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在形式上有点散文化倾向，而在风格上，像极了禅宗大师青原行曾提出过的参禅三境界中的第一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水便写山水。
而与欧阳修的交游，也在这一时期。
欧阳修带领这一群才子，逐渐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主要力量，而梅尧臣，也在一众才子的帮助和影响下，诗风渐渐成熟转变，成为了这场革新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正如前所说，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诗，可谓是百般推崇，当时梅尧臣三十多岁，欧阳修不满三十，欧曾写一篇《书梅圣俞稿后》来评价梅尧臣的诗，文中提到：
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然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此外，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一首诗尤其赞誉，每逢身体不适，取来读之，均能康泰，此诗名为《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来潮阳，始惮飧笼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欧阳没有评价此诗的优劣，但读诗使其身体康泰一说也只可当做一句戏谑，其实他对梅的这首诗的确很夸赞，他还说过：
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
因此，很多人将这首诗视作梅尧臣的代表作，刘原父还因为这首诗而称梅尧臣为“梅河豚”。
诗名赫赫，官运不通。
梅尧臣的诗名渐渐盛起，在宫中，甚至有人高价买诗，而梅尧臣也因此赚了些酒钱。不止在朝廷中名声很大，甚至在偏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那里人的喜爱，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
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
偏远地区所卖的弓衣上，也可见梅尧臣的诗，其诗名赫赫，可见一斑。
可即便如此，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数年之间，梅尧臣先后在洛阳、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沉沦下僚未得高升，颇为少见。
而挚友欧阳修，境况却大不一样，中年的梅欧，一穷，一达。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到了“穷而后工”，一方面安慰梅尧臣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梅诗的成就：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雨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人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然而常年困于州县的穷苦，梅尧臣也没有了当年的幸福与平适，而是充满了忧伤与无奈。
这一时期，他的诗作开始转变成关心社会民生、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其风格也类似修禅三境界中的第二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想到了国家的兴亡，看水想到了百姓的贫苦。
梅尧臣此时的诗风已经趋于成熟，语句平淡自然，其寓意却深远而极具情味：
无能事耕获，亦不有鸡豚。烧蚌晒槎沫，织蓑依树根。野芦编作室，青蔓与为门。稚子将荷叶，还充犊鼻裩。(《岸贫》)
位卑未敢忘忧国，梅尧臣在诗中表露自己的家国忧思：
落日探兵至，黄尘钞骑多。邀勋轻赴敌，转战背长河。大将中流矢，残兵空负戈。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故原战》)
超然于世，平淡入诗。
纵然为官数十载，却一直是功不成名不就，未得功名，则难展抱负，进士落第或是梅尧臣平生所憾。
直到1051年，接近50岁的梅尧臣在好友的帮衬下，得宋仁宗召试，被赐同进士出身。
第二年，梅尧臣上任监永济仓一职，不料该年梅嫡母束氏去世，梅尧臣不得不南归守制三年。
五十而知天命，此时的梅尧臣，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总结思考，想到自己碌碌半生，他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佛山佛寺当中，与禅僧唱和，与禅师论经：
古寺近田家，山寻石盆差。化虫悬缢女，啼鸌响繅车。僧坐树间石，马行溪畔沙。野香无处辨，归路傍城斜。(《至广教因寻古石盆寺》)
而这一时期，梅尧臣一心追求诗风的平淡，《韵语阳秋》卷一中：“梅圣俞《和晏相诗》云有这样的记载：因今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蔆芡。言到平淡处甚难也。所以《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所以，追求平淡的风格就成为了梅创作诗歌的最高目标。但他的这个平淡也有着自己的特点，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称：
他说的‘平淡’不是指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而是指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此时的梅诗，在古淡之中掺杂着苍老遒劲的禅意。生与死，已然看的淡泊。
而此时之诗风，也正应了修禅三境界中的最后一层：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梅尧臣返璞归真，诗中的山水则是眼中的山水。
而他的晚年之作中，一首《东溪》，最让人喜欢：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耳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这首诗读上去确实有着平淡之感，但这种平淡却有着几分的清丽，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称：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
此诗给人之感受，也通此境。
返京任职，黯然病逝。
梅尧臣的最后几年是在京城度过，1056年，翰林学士赵概、欧阳修等人上疏举荐梅尧臣。次年，梅尧臣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充任《唐书》编修官及国子监直讲。同年，欧阳修等权知贡举，梅尧臣充任点检试卷官。
1060年，汴京爆发疫病，梅尧臣不幸感染，不久逝于汴京，享年五十九岁。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纵观梅尧臣一生，不免唏嘘，本是诗名盖世的才子，却一生为仕途所累，青年时的意气风发，中年后的无奈苍凉，直至晚年古淡平和，诗风转变亦体现人生际遇之变化，欧阳修用“穷而后工”概括梅尧臣，可若非时运不济，谁又愿意穷苦一生?
不过话又说回来，诗人不达或许也并非坏事，仕途坎坷、生活艰辛又何尝不是梅诗最深层次的底色。
若用一句话，概括梅尧臣一生成就，刘克庄有句，可谓精辟：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