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卖酒的地方

“隔怜魂断凤求凰，风流文章万口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摒弃封建世俗观念，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千百年来，曾引来多少文人墨客的锦绣诗篇和戏剧作品，让多少憧憬幸福生活的男女青年为之着迷。现代人谈起两千多年前的成都老乡司马相如，都记得他是汉代辞赋的奠基人、著名文学家、开发由蜀入云贵的西南大道的先驱，都会津津有味地谈论成都驷马桥、琴台路，这些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地名。

当然，摆得最多，谈得眉飞色舞的自然是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被父亲所不容，不得不在临邛——现在的邛崃——当垆卖酒的故事。这段史实，在《史记》、《汉书》、《辞源》、《辞海》里都能查到。在邛崃，至今还有郭沫若题词“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的“文君井”古迹，汲取文君井水酿造的“文君酒”很早以前就是四川名酒，享誉中外。

不过，卓文君当年真的是在邛崃当垆卖酒吗？认真阅读史料，却觉得不少细节都经不住推敲。

《史记》、《汉书》上说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后，“相如与驶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是以生，何至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牛鼻裤，乃庸保作，涤器市中。”

这段话，为千百年来卓文君在邛崃卖酒提供了书面依据。可是，这段话里的破绽却不少：

第一，成都人司马相如到长安去谋官，潦倒数年回来，应临邛县令、旧时朋友王吉的邀请，到邛崃做客，仅仅有写过《子虚赋》的名气，并没有大的政治靠山。到卓王孙家赴宴，鼓琴《凤求凰》，使新寡的卓文君心动，夤夜投奔。从连夜逃回成都的事实来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追求婚姻自由、自主结合，在封建社会的舆论上是肯定容纳不下的。他在邛崃又没有私宅大院，不能把一个大活人隐藏下来，只有一走了之。你想，事过之后，他还有可能再回邛崃居住，并且开设酒店吗？

第二，卓王孙是邛崃的大盐铁商，家僮宾客号称八百人之多。他还经常出入官场，王吉也经常到他家喝酒，可见他家境殷富，势力不弱。他的女儿被人拐走，他岂肯善罢甘休？岂不料老账未算，司马相如居然敢在眼皮子底下开了酒店，让卓王孙的女儿当垆卖酒，当活招牌？肇皮肇到脸上来了，而司马相如一非大官，二无权势，他竟然可以不闻不问？即使他不出面，他的家僮宾友难道都不为主子帮忙？实力相较，随随便便就把司马相如收拾了噻。

第三，有人可能会说，司马相如敢回邛崃开店，是因为有一县之长王吉做后台，所以卓王孙不敢把他咋样。其实不然，王吉的势力并不大。“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是当时做官人的信条。王吉出于给朋友捧场——也是为了抬高自己，请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赴宴，也是巴不得司马相如能高攀上卓王孙，不料这个穷朋友的“婚姻自由”来得太快，出乎他的意料，弄得自己有失“官箴”，差点儿下不来台。因此，只要卓王孙不大发雷霆，追究拐走女儿的事情，他又何苦再去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呢？定然不必，也不会支持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卓王孙的鼻子底下当垆卖酒。前引史料也没有说司马相如再度到邛崃，又受到王吉的招待，就证明王吉在开店这件事情上再也没有插手了。可见他不是后台。

第四，《史记》说卓文君见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立”，穷得叮当响，才出主意回邛崃找有钱的弟兄借贷。到后来借到没有，史料都没说。看来是一文钱都没有借到，才在邛崃卖了车马，买了酒舍，自己司馔，让丈夫当了服务员。

这段话不是很费解吗？既然很穷，怎么还有车马可卖？要卖车马，成都大地方价格也卖得好些嘛，何必要跑一百多里到乡村小县去卖呢？有车有马的生活在汉初算是很奢侈的了。在此之前的战国，孟尝君养士三千人，出入有车马可坐的，是最尊贵的士人了。司马相如有车有马，怎么会没钱开家小酒店呢？再者说，卓文君是个有见识、有决断的妇女，如果在兄弟处没有把握借到钱，他是不会轻易叫丈夫与自己一同回邛崃去的。

所以，《史记》、《汉书》这一段话，矛盾不少哈。

如果在前面所引的话“相如与俱之临邛”的后面加一个“返”字，那么问题就得到合理的解释，上下文也读得通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卓文君见司马相如家太穷，生活难继，便告诉丈夫，回邛崃找有钱的弟兄借点钱维持生活。司马相如见风头已过，便与妻子同到邛崃，卓文君的兄弟赠送了车马，他们又回到了成都，卖了车马，买下酒店，做起生意来了。这才合符情理嘛。

说卓文君在成都当垆卖酒，有何证据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剑南东川节度使幕下当判官时，为审理案件到成都出差，上街喝酒，见到当垆的多为女流。他的诗中曾这样写道：“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唐距汉代不太远，成都也未经大的离乱，风俗习惯不会改变太大。诗中未用“应是”而用“仍是”，说明仍保留汉代文君当垆的遗风——女老板坐堂。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唐代人的眼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开设酒铺的地点是在成都，而不是在邛崃。

至于当年是在成都的何处开店当垆，因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光阴烟云，史料无踪，就难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