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末乱世，张士诚、方国珍与高丽关系的亲与疏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中原红巾军顺势崛起成为了反抗元朝统治的主要力量，元廷镇压叛乱的两大军队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各自为战，以至于红巾军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了元帝国最大的敌人。

当时，有四大红巾军势力最为有名，其一为西南方的陈友谅，其二为占据南京的朱元璋，其三为割据苏州的张士诚，其四则为占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政权。

四大政权因内部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不同，所以他们谋求发展的手段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张士诚与方国珍政权，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甚至产生了瓜葛。

那么，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元末张士诚与方国珍

元朝末年红巾军的势力非常多，比如占据长江中游的徐寿辉，虽然多次被元朝军队击败但却多次于失败后重新复原。多年后，徐寿辉被陈友谅击杀所取代，后者于武昌建立了陈汉政权。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也有两大政权存在，其一便是占据南京的朱元璋政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集庆路并更名为南京，成为了元末的大军阀之一。

还有一个便是占据苏州自立的张士诚政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淮东起兵，一年后占据高邮而自立并称王称霸。

元朝朝廷虽然多次征讨张士诚，却被后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击溃，自此以高邮为根据地不断向四周扩张，成为了浙西最大的军事政权。

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势力距离很贱、盘根错节，所以双方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相比较而言朱元璋的势力崛起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稳稳压制张士诚一方。

至正十七年左右，张士诚在与朱元璋的博弈中屡次失利，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向元朝朝廷投降，以寻求军事方面的庇护。

元朝则任命张士诚为“太尉”，联合南方的方国珍对抗南京的朱元璋，只是张士诚听调不听宣根本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是元廷平叛的主要的力量，但因双方不断内耗使得元朝进一步衰败，在此背景下张士诚便想要摆脱元朝的控制，再度成为独立存在的义军势力。

大约在至正二十三年的时候，张士诚利用阴谋夺去了浙江行省的主要控制权，随后向朝廷索要此地的行政权并自称为吴王，但最终却被元朝丞相拒绝。

后期，元朝向张士诚掌控的浙江一带收缴粮食税收，张士诚坚持己见丝毫不应，由此可见张士诚虽然向元廷投降了，但却不是真心归附有着自己的思考。

相比于张士诚的浙江政权，南方的方国珍存在的时间更早，所经历的故事也更加曲折。方国珍早在至正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反对元朝，期间还在投降与反叛之间来回徘徊，比之张士诚的听调不听宣有过之而无不及。

期间方国珍曾被元朝任命为江浙行省的丞相，与张士诚进行协助负责元朝在南方的诸多事情，张士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江浙陆地上，而方国珍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海上。

因此，相比于张士诚的野心方国珍缺少一颗帝王之心，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吧，他一直在朱元璋、陈友谅和元廷之间来回徘徊，明朝建立之前都没有确定最终的投靠对象。

红巾军最初的势力带有严重的宗教色彩，比如朱元璋就曾参加过元朝末年的白莲教，可是张士诚与方国珍的割据政权似乎与其有所不同。

两人的政权靠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所依靠更多的是海上所带来的利益，所以两人势力反抗元朝统治的原因不是经济原因，而是阶级矛盾带来的问题。

理解了这样一层关系也就明白了，为何朱元璋的红巾军与元朝势不两立，但张士诚和方国珍却会频繁投靠元朝、反叛元朝、再投靠元朝，主要就是反对的原因亦或者矛盾点不同。

以张士诚为例，他依靠元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借助元廷的力量，来抵御南京朱元璋的军事力量，从结果上来看他的目的也实现了，元朝多次与朱元璋发生了战争冲突。

不过，随着元朝因内耗而逐渐衰败，张士诚的计划成为了泡影，虽然最后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自称吴王，但却也在朱元璋的打击下走向灭亡。

二、除元廷之外，张士诚、方国珍也在寻求高丽的帮助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方国珍，他们都具备东南沿海的便利。再加上元朝的皇后奇皇后是高丽人的身份，张士诚与方国珍也曾投靠元廷，所以二者借助‘同僚’身份多次与高丽进行往来。

根据历史的记载，张士诚、方国珍投降元朝期间与高丽往来的次数非常多，以方国珍为例他就曾在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的7年间先后5次派遣使者拜访高丽，而高丽也曾派遣使者进行回访。

相比于方国珍拜访高丽的频次张士诚更甚，他曾先后派遣使者13次出使高丽，再加上其余零零散散的6次非正规出史，一共有19次与高丽交往的记录。

从上述所描述的数据来看，方国珍虽然与张士诚一样有心拉拢高丽的帮助，但是比他出使的次数要少得多，也可理解为方国珍拉拢高丽的决心不如张士诚彻底。

由此观之，朱元璋、陈友谅皆有称雄天下之心，张士诚只想要偏安一隅享受生活，方国珍的要求最低，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军事目的，根据历史的分析主要是为了满足海上贸易的需求。

不过，高丽相比于中原王朝的发展较为落后，再加上他们也没有逐鹿中原的野心，航海条件和军事条件限制极高，所以对于张士诚、方国珍的示好并不热心，也没有回访的动力与目的。

三、高丽外交对象的主次选择

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有其目的性，高丽虽然对张士诚、方国珍的示好并不积极，但对于元朝扩廓帖木儿的交往则比较频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奇皇后的存在。

元朝末年，朝廷曾发生过一场军事政变，权臣孛罗帖木儿死于宫廷政变之中，扩廓帖木儿趁机崛起成为了元廷中最大的军阀和最大的掌权者。

奇皇后与其儿子若是想要掌控元朝政治，必然需要借助扩廓帖木儿的力量，高丽作为奇皇后的“娘家”定然会有所行动，以达到某种所需要的政治目的。

扩廓帖木儿发动军事政变的第二年，高丽就曾派遣使者带着礼物来到了元朝，因某种原因高丽使者没有达成既定的使命，使者还停留在元廷很长时间，寻找就会联系扩廓帖木儿以传达高丽联合的决心。

不难看出，对于张士诚、方国珍和扩廓帖木儿的倾向性，高丽有着明显的态度偏移。扩廓帖木儿可以直接影响高丽的利益，所以他对其态度非常人心，另外两人仅仅处于次要的被需求低位。

因为扩廓帖木儿的一举一动可以直接影响到奇皇后的政治利益，进而影响高丽在元朝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扩廓帖木儿对高丽有着极强的制约作用，但张士诚和方国珍所领导的红巾军便没有这个影响。

故此扩廓帖木儿是高丽外交的首选目标，力量只限于南方陆地的张士诚和南方海上的方国珍，如上述所言仅仅契合高丽的次要利益，地位也自然会被摆在次要的位置。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之后成为红巾军最大的势力之一，他与元朝的关系时“你死我亡”的态势，朋友的敌人便是敌人，所以高丽更不可能与之有任何的外交瓜葛。

根据历史的记载，张士诚在于高丽的交往中曾多次向高丽阐述朱元璋是“西寇”，高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张士诚的说法，基于此也不会与朱元璋有所来往。

甚至于朱元璋击溃元朝后建立朱明王朝后，占据辽东的高丽依然没有与大明王朝有太多的外交来往，或许也是因为此前对立立场的影响吧。

朱元璋经营辽东时也多是以怀柔政策进行，以达到稳固北方少数民族的目的，高丽也仅仅只被稳固的势力之一，并不在明朝的外交国家范畴内。

总的来说，中原政权陷入混乱的局面时，张士诚、方国珍主动对高丽抛出橄榄枝，可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仅仅将其摆在次要地位，而将军阀扩廓帖木儿视为主要的外交对象。

朱元璋作为反对元朝的第一人，站在奇皇后身后的高丽自然也将其视为仇敌，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双方之间的立场自然是敌对的。

当然，即使高丽一方不支持朱元璋，但得民心的朱明起义军最终也战胜了失去民心的元廷、张士诚和方国珍，以及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朝。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