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伯夷列传》，看清司马迁的小心思
虽然《伯夷、叔齐列传》位居第一，但是他们并非司马迁倾慕之人。
在《管晏列传》文末，司马迁直白地表达了对晏婴的倾慕之情，“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假如晏婴在世，即使让我给他挥鞭驾车，也是高兴和向往的啊！
《伯夷列传》类似于夹叙夹议的散文，行文篇幅较短，其中两兄弟“义行”仅占小部分，而其余大部分却被司马迁用来“带货”了。
《伯夷列传》共分为三个部分：以尧舜禹禅让作为引子切入；叙述散佚的伯夷叔齐故事；阐述司马迁个人观点。
《伯夷列传》虽短却难读，毕竟伯夷叔齐事迹太少，而司马迁个人叙述太多，又很容易偏失方向。
名不见经传的许由
众所周知尧舜禹禅让天下的故事，然而帝位传承相当谨慎慎重的。尧帝将要退位，决定禅让给虞舜。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经过四岳九牧一致推荐，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又经过了几十年，待到他们的政绩卓著，然后才传了帝位。
这些在《诗经》、《尚书》中有据可查，而且饱读诗书的学问人还从“六艺”中查考了可信的依据。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史记·伯夷列传》
针对尧舜慎重择人然后禅让，司马迁提出了一个观点，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位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谨慎郑重啊！
那么，禅让天下与伯夷、叔齐有什么关系呢？
读罢发现两者并无关联。
再继续往下看——司马迁从“学者”转折到了“说者”。前者为“载籍极多”，即饱读诗书；而后者则是“诸子杂记”，类似于野史传说。
但是，诸子杂记中却说：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禹时，又出现了卞随、务光两个人，同样不肯接受帝位。
“此何以称焉？”——这又怎么说起呢？（他们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史记·伯夷列传》
结合自己游历，司马迁说曾登顶箕山，那上面居然还有许由的墓呢。孔子编撰论述古代的仁圣贤能之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记载十分详尽。而他听说许由、务光他们德义极高，但是有关文字记载却很少。
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部分内容，司马迁留下了种种疑问，但是却未作解答。虽仔细阅读多次，也未能第一时间参透其中含义。当继续往下读去，才发现诸多问题根本不需要解答，答案已无关紧要，司马迁继续行文。
伯夷叔齐广受赞扬
司马迁通过援引了孔子的话作转折，“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很少有怨言。“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追求仁德又得到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
对于孔子的说法，司马迁好像有不同意见。“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我同情伯夷、叔齐两兄弟的用意，看到没有收入《诗经》的散见诗篇总感觉有些奇怪。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叔齐本来是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国君打算让叔齐继承王位，孤竹国君去世后，叔齐却让位给伯夷。
伯夷却认为父亲遗命不能违背，于是离开了孤竹国。叔齐也跟伯夷一样逃出去，孤竹国无奈选择了老二继承王位。
伯夷叔齐两兄弟相约投奔周国。两兄弟即将到达时，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牌位向东讨伐商纣。
兄弟两人于是上前拦住周武王的马而直言劝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伯夷叔齐以反问来指责周武王不孝不仁。
卫兵要拉一边杀掉这俩拦路者，“太公曰：‘此义人也’”，军师姜尚劝解说：“这俩是义人啊。”言外之意不要杀掉他们。
姜尚所谓的“义人”是指言行合乎正义的人，这说明伯夷叔齐让国之举广受宣传。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而伯夷、叔齐耻之”，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做法太可耻了。
“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坚守气节再不吃周朝的粮食，兄弟两人归隐首阳山，采摘薇菜充饥。最终饿死在首阳山。
第二部分主要记叙了伯夷叔齐的“义行”：其一两兄弟让国，从而呼应尧舜禅让的伟大；其二伯夷叔齐阻止武王伐纣，认为这是不孝不仁之举；其三武王建周，伯夷叔齐以此为耻，不吃周粟，饿死首阳山。
孔子赞伯夷为推广自己理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孔子也不例外。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在《孔子世家》中，孔子对伯夷叔齐追求正义的殉道精神不吝溢美之词。而这种坚守气节的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礼”吧。
而对于伯夷、叔齐让国行为，首先体现了“仁”的理念——人与人相亲相爱，其次又体现了“悌”——尊敬兄长。所以，孔子又赞扬“求仁得仁”。
姜尚也称赞伯夷、叔齐为“义人”——言行合乎正义的人。这仍是对让国行为的赞誉，此举无比高尚。至于伯夷遵从父命不作君王，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这又是“孝”了。
伯夷、叔齐死后，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赞美伯夷、叔齐的人正是孔子。
不仅英雄惺惺相惜，圣贤亦是心心相印。
仁、孝、礼、义，这不正是孔子所倡导的理念嘛。所以，孔子自然要极力赞美伯夷、叔齐了。
但是，司马迁好像并不认同孔子一味地赞美。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不吃粟，仅靠野菜难以维持生存。在将死之际，两兄弟作歌——
爬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不理解这样算不算对？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由此观之，怨耶非耶？”从伯夷叔齐的歌词中来看，这到底是不是怨恨呢？司马迁这句话意味深长，言尽而意不止。
对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司马迁比较全面客观地塑造人物形象，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随后进入《伯夷列传》的第三部分，也是全文的重点，借伯夷叔齐表达个人观点。而个人观点就是司马迁“所带之货”。
作为列传之首，司马迁叙述内容明显多于历史内容，在七十列传中这是唯一。
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
孔子认为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然而，司马迁却不这么认为，如果伯夷叔齐没有怨恨，为什么《采薇》会有“我安适归矣”的抱怨？
继而引出司马迁对“天道”的质疑——指左右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
人们都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神真的会保佑善良的人么？
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善良的人吧，为什么他们会饿死或者早夭？盗跖草菅人命，诛杀无辜，十恶不赦的坏人竟能长寿而终！
司马迁通过以往事例对比，旨在让人看清楚过去不存在所谓的“天道”。然后，再看近代这些事情，“天道”仍不公平，也不公正。
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史记·伯夷列传》
到了近代，品行不守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那些人，却能够一辈子享受安逸，一代代传承富贵。而那些谨小慎微的人，选择好地方才下脚，考虑好时机再说话，走大路不抄近道，不公正的事情绝不意气用事，即使如此还能突遭灾祸，数都数不过来。
因此，所谓“天道”从古至今根本不存在，赏善惩恶报应论完全就是胡扯。所以，鼓吹“天道”，只是话语权操纵者安慰世人的精神“鸦片”。
司马迁为何如此“愤青”？因为此时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奇耻大辱。义愤无法表达，痛楚无处申诉，司马迁表面上质疑“天道”不公，实则痛贬主政者。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齐因为得益于孔子的著作而贤名流传。“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许由、卞随、务光没有被编入史书流传的原因。
对于那些善与恶，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就像伯夷叔齐，虽然主流观点褒奖他们仁孝礼义，但我司马迁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进而表达了个人志向，“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著述论作才让万物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所以，“发愤著书”，不论是君子，还是闾巷之人，不让他们“堙灭而不称”。司马迁就是要通过《史记》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