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伯夷叔齐，精神可佳，却是孤家寡人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诸多帝王将相，名人义士。他们的人生各异，精彩纷呈，或建功立业，或悲情报国，或大义凛然，不一而足，事迹一般都十分得详细，给后人呈现出数千年前的中国社会精彩的历史画卷。
但，《伯夷列传》却是例外。
这篇列传，记述伯夷、叔齐的事迹非常简单：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於首阳山。
也许是伯夷与叔齐生活的年代太过于久远，手头的史料不够齐备，司马迁在描写他们的生平时，显得过于单薄，仅仅是一个“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伯夷、叔齐作为善人，也许在司马迁看来，他们能拿得出手的事迹，能够让后人称颂的，可能就只有这份气节了吧。他们反对暴力，虽然知道纣的治国方略有问题，引来了众多反对者，但他们依然希望，“周”部落能心甘情愿地做个老老实实的属国，遵守为臣的道义，他们希望世界上的人应和平相处，相亲相爱，为君者太暴虐，再无道，为臣者也不要起反抗，应该逆来顺受。
这便是被后世儒家大书特书的“忠君”精神。
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部落志在四方，他们可不甘于屈居人下，既然四方诸侯，大多数都反对商朝，他们正可以好好掌控这股力量，顺势推翻商朝，建立新王朝。
革命之后的中原大地，一派新气象，诸侯、功臣们个个喜气洋洋，有谁会再乎“商亡周兴”是否有悖君臣之道？利在眼前，爵位封地才是最吸引人的。大家都为瓜分新地盘，划分新利益所忙乎。
“道不同，不相为谋”，放眼天下，伯夷、叔齐发现，他们是“曲高和寡”，忙于追名逐利的人们，只是将他俩视为异类而已。伯夷与叔齐无法接受这种踩着前朝血，唱着祝酒歌，享受功名的生活，更鄙视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他们既然无力回天，就只能怀揣着那份忠于前朝的执念，远遁深山，与世隔绝，直到饿死。
太史公盛赞这两位上古时期的义士，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并且认为，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也缘于孔子等贤人对他们事迹的颂扬，“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尽管如此，借由伯夷、叔齐之事，司马迁也感叹道：
“天道无常，常与善人”。
本来老天爷是应该不分亲疏远近，总是让善人有善报的，可现实却并非如此。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无论我们如何宣传义士，如何弘扬他们的忠义精神，社会上总是那种见利忘义之辈，见风使舵之徒混得最好。在汉朝亦是如此，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就是这样，这难道就是天道吗？“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总是令人无奈，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为国家忠义满怀，一腔热血报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年纪轻轻，却丢了性命，倒是秦桧、张弘范、洪承畴等辈，荣华富贵，尊享一生。也许你会说，岳飞等从流芳百世，而秦桧之流遗臭万年，可这对于当事人，对于时代有什么用处呢？仔细想来，这真是令人感到悲哀。每一次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奋起而战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会选择逆来顺受，甚至不乏投敌叛国的败类，“五胡乱华”时、安史之乱时、靖康之难时、宋帝蹈海时、满清入关时、抗日战争时，皆是如此。国难当头之际，往往叛徒比敌人多出十数倍。
但不管怎么样，任何时代还是要大力宣传英雄，弘扬他们的可贵精神，尤其是中国古代那些为国为民族而不惜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现如今，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现象，抵制那些脱离历史背景，去大谈特谈什么民族融合的论调，更要抵制那种动不动就改教材，将民族英雄们从教材中去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