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玄礼为李隆基心腹大将，为何在马嵬坡发动兵变
马嵬坡兵变是安史之乱的转折点，也是唐朝政治的转折点。这次兵变被认为是由太子李亨幕后策划，趁着安史之乱唐玄宗从长安出逃的权力空白期，夺去唐朝政权而发动的兵变。兵变中李隆基宠信的宰相杨国忠被杀，而贵妃杨玉环也被迫赐死，唐朝的大权落入太子李亨之手。然后李隆基与李亨父子俩分道扬镳，李隆基南下入蜀避难，而李亨则北上灵武，开始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历程。可回顾兵变发生的过程，可以发现发动这次兵变的主要将领并非李亨的人，而是李隆基的心腹大将陈玄礼，于是这次兵变的起因便成为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一般认为，面对安史之乱的危局，李隆基和李亨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在安禄山的叛军攻破潼关后，关中长安无险可守，朝廷对此的应变策略呈现出严重的对立。一部分大臣要求李隆基传位给李亨，由李亨御驾亲征，率领抵达灵武的军队迎战安禄山叛军。而宰相杨国忠则阻止了李隆基传位的举动，并为其安排了假借御驾亲征的理由从长安出逃的计划。当李隆基带着后宫和大臣逃到马嵬坡时，随行士兵对其出逃感到非常不满，于是发动兵变，诛杀了杨国忠，并逼其将杨玉环赐死。然后李隆基与李亨分道扬镳，唐朝政局发生了重大转折。
从史书上看，这次兵变的主谋是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和太子的心腹宦官李辅国，因此大多数人将这次兵变的幕后主谋定位太子李亨。可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之处，那便是陈玄礼是李隆基的心腹大将，并非李亨的人。陈玄礼在李隆基还未当上太子时便已经跟随，在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政变中立下很大的功勋。后来李隆基因平定韦后之乱当上太子，登基后又平定太平公主之乱，这些乱局之中陈玄礼都是李隆基重要的助手。陈玄礼在李隆基身边护卫近五十年，其亲信程度不下于高力士，那为什么会在马嵬坡兵变中支持李亨呢？
史书中对陈玄礼发动兵变的过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认为安史之乱是杨国忠造成的，于是秘密与李辅国联系，谋求联合李亨诛杀杨国忠。另一种是说李亨担心跟随李隆基入蜀后继续被其控制，又憎恨杨国忠之前阻止李隆基传位，于是派李辅国暗中联络陈玄礼。不管真相是哪种说法，都说明了陈玄礼是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可是作为李隆基身边最为重要的亲信，禁军中掌握最高兵权的统领，陈玄礼在马嵬坡的背叛的确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在李亨还未下定决心的情况下，他已经发动兵变并杀死了杨国忠，这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
如果说陈玄礼听命于李亨而背叛李隆基，但在马嵬坡兵变后的行为来看，却是充满矛盾的。马嵬坡兵变帮助李亨掌握了唐朝政权，但作为兵变的发起者，陈玄礼却没有跟随李亨北上灵武，而是跟着李隆基南下蜀中。此后陈玄礼依然担任李隆基身边的禁军统帅，返京之后仍旧是李隆基身边军事权力的掌握者，甚至让唐肃宗李亨和李辅国感到忌惮。从权势和地位来看，陈玄礼显然没有因兵变而受到影响，李隆基仍旧非常信任他。这种情况在发动兵变的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完全不符合兵变将领必然死无葬身之地的历史定律。
从这个情况看，李隆基似乎并没有认为陈玄礼是背叛的，而陈玄礼与李亨也没有在政治上进行交易的直接证据。可兵变这种事情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李隆基和陈玄礼的态度却违背历史规律，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正常的皇帝不可能在身边留着发动过兵变的将领，哪怕这个将领的出发点是如何的忠诚，但对帝王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陈玄礼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和报复，还在返京后加官晋爵，这显然不是处理兵变反叛将领的套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嵬坡兵变似乎在李隆基眼中就不是背叛，而是陈玄礼受他命令进行的操作。
如果从李隆基在兵变以后的态度来倒推，给人感觉是他才是兵变的幕后主谋，而李亨只是捡了个便宜的太子。尤其是李亨抵达灵武后被拥立登基称帝，李隆基被尊为太上皇时，他并没有对李亨登基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反对，这完全不想是被逼放弃政权的皇帝。如果李亨登基时，李隆基在灵武被控制，那他表示默认还情有可原。可在蜀中避难时，李隆基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还有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保护。李璬是李隆基的第十三子，统领剑南及云南地方的军政大权。如果李隆基不同意李亨在灵武登基，他完全可以扶持李璬，而不是保持默认的态度。
从上述的结果来看，马嵬坡兵变似乎并不违反李隆基的意志，李亨借着兵变掌握朝廷大权也不是逼父下野的不孝之举。以这个角度来分析，马嵬坡兵变就不是一场兵变，而是父子俩商量好的权力交接。只是这个交接中动用了军队，剿灭了杨国忠及其党羽，确定了率领灵武援军迎击安禄山叛军的方案。
那么到底马嵬坡兵变的真相是什么呢？陈玄礼的反常举动，事后李隆基的反常态度，又作何解释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史书上的记载中找答案，从蛛丝马迹的细节中入手。分析这些史料可以发现，似乎从李隆基出逃长安开始，这一切就在他的布置之中。
首先在出逃长安之前，朝廷因应对安史之乱而发生争执，有人提出李隆基传位给李亨，但被杨国忠及其党羽阻止。从这个细节上看，很显然杨国忠对朝政还存在着很大的控制力，甚至能左右皇位的传承。结合杨国忠与李亨一贯的矛盾，再加上安禄山起兵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可以认为这时朝廷舆论中已经存在将杨国忠作为弃子的打算。杨国忠作为权倾朝野的宰相，对此必然有所防范，不可能坐以待毙。再加上杨国忠自己招募的防守长安的新军，可以推定在长安城中除掉杨国忠是很艰难的，甚至可能被他发动兵变以反噬。
其次，李隆基出逃长安的理由并非南下蜀中避难，而是御驾亲征。在准备出征时，李隆基将杨国忠的党羽都安排到了出征的队伍中，原来控制长安城的重要官位如京兆尹等更换了其他官员。在南下过程中，李隆基让杨国忠留下大量财富，理由是安禄山得到财富就不会祸害百姓。他还让杨国忠维持通往长安的木桥，让百姓和官员可以沿着木桥出逃。最为奇葩的是，李隆基身边的军队只有禁军三千人，却把两千人交给了李亨，让他断后。这种操作仔细想来疑点重重，仔细推敲李隆基这一操作完全漏洞百出。
如果李隆基真的是南下蜀中避难，那身边军队一定严加控制，为什么把一大半交给李亨呢？既然是避难，那长安城的财富是带走得越多越好，怎么会把大部分留下来。如果蜀中没有了财富，他又凭什么招兵买马抵抗追击而来的叛军？说什么为了百姓留给安禄山，这完全是糊涂话。安禄山贪婪无比，根本不会因为有了财富，就善待长安的百姓。而且李隆基让杨国忠维持通往长安的木桥也不合理，这完全不是逃难时切断交通的做法。如果真的是逃难，留下木桥岂不是给了安禄山叛军追击的最好机会？
综合这些疑点进行推论，可以发现这种安排中吃亏最大的是杨国忠。杨国忠的党羽丧失的对长安军队的控制权，只能跟着李隆基的禁军队伍跑。而杨国忠招募抵抗的新军，却被丢到长安延误追来的安禄山叛军。李隆基让杨国忠去维护木桥，实际上承担了断后的职责，很可能成为叛军第一波打击的对象。杨国忠焚烧木桥切断通路后，才追到马嵬坡，加入李隆基逃难的队伍。此时杨国忠已经没有了自保的军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相对于长安城中权倾朝野的状态，此时的杨国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这个时候要除掉杨国忠，对于掌握军权的李隆基父子来说是易如反掌。因此马嵬坡兵变很可能是李隆基父子俩商量好的，针对杨国忠的一个阴谋。众所周知，李隆基不可能带兵御驾亲征，因为他就没打过几仗，而且年事已高。年轻时候他参与的战争都是平定内乱，根本没有沙场鏖战的经验。这样的老头别说打仗，就是普通行军就要了老命了。这种情况杨国忠知道，朝廷大臣都知道，所以都认为他是借御驾亲征的理由逃命。可在灵武的确聚集了河西、朔方、陇右等节度使大军超过十五万人的精锐，难道他就不管了？
从军事角度看，长安无险可守的说法也是不太成立的。长安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出了名的固若金汤。而且长安城中储备充足，军械和粮食都不缺，坚守下来并不是没有机会。虽然长安的军队大多在潼关溃败，但李隆基出逃时还有数万新军。这些新军野战或许打不赢，但依靠长安固守，也不是没有可能。况且灵武的西北边军精锐已经成形，随时可以南下支援，这对固守长安来说是最强有力的支持。实际上安禄山攻占长安也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长安城的守将和京兆尹主动投降，只能说是皇帝离京后引发的连锁反应。
实际上在灵武登基后，李亨就是靠着这里胡汉合流超过十五万的精锐，才在第二年就收回关中长安和东都洛阳吹响了反攻叛军的号角。由此可见，只要灵武的精锐边军南下，叛军是不可能在关中站稳脚跟的。因此李隆基从长安出逃的必要性并不在于叛军攻破潼关，而是在于皇位受到了杨国忠的威胁。如果皇位没有受到威胁，长安局势还在李隆基手中，他完全可以选择固守待援。毕竟睢阳小城抵挡叛军十个月之久，长安坚持坚持一年是非常轻松的。如果长安和灵武的军队里应外合，安禄山叛军获胜的机会不大。
综上所述，马嵬坡兵变得真相可能是这样的。潼关兵败后，李隆基传位给李亨受阻，觉得长安局势失控。与此同时杨国忠控制的长安军队，对皇位形成了威胁，必须加以除去。李隆基假借御驾亲征而出逃，摆脱了杨国忠对局势的控制，架空其权力，为马嵬坡兵变创造了条件。陈玄礼作为禁军最高统帅，秉承李隆基的意志，联合李亨除掉杨国忠，重新构建了新的政治格局。李隆基本人已经年老，自然不可能到灵武去带兵打仗。而年富力强的李亨正是最好人选，他以太子的身份在灵武登基，正好凝聚人心抓紧唐朝最后的精锐，拉开了反攻的序幕。
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李隆基的授意和默许下进行的，所以陈玄礼并不是反叛，事后也没有受到追究。马嵬坡兵变也不是针对李隆基本人，而是针对杨国忠集团。因为只有除去杨国忠集团，李隆基和李亨之间才能顺利进行权力交接，新的唐朝政权才能召集全国军队平定安史之乱。由此可见从潼关之败开始，李隆基就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犯了巨大的错误。但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亲自拨乱反正，只能依靠儿子来平定大乱。李隆基通过陈玄礼和高力士为李亨创造了条件，扫除了杨国忠集团的障碍，而杨玉环也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