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崔莺莺和霍小玉的人物形象为例，探讨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形象
《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作为唐传奇中的两颗明珠，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陈寅恪称《莺莺传》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明代少室山人胡应麟对《霍小玉传》也是大加褒赏称“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本文通过对崔莺莺和霍小玉的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发展以及所处的社会时代对其悲剧的命运和所表现的悲剧精神进行探讨。
一、人物形象刻画：重塑女性之美
在唐传奇产生之前，女性的形象是相对单薄的，因为社会话语权多被男性所掌握。
文本承载的也都是男性的意愿表达，女性形象通常过于符号化，如洛神、山鬼等神女形象，或者妲己、褒姒等妖女形象，以及一些志怪小说中的狐女形象。
其时，她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都是为了迎合男性的需求而塑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
唐朝以来，国力强盛，社会风气较之从前更加开明开放，尤其是女皇武则天的出现使得女性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在大唐开放激越的风气下，唐传奇的女性形象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
唐传奇中女性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青楼女子，都出落得一副闭月羞花令人称羡的美丽容颜。
在《莺莺传》中对崔莺莺的外貌描写一出场就有描述：“常服晬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简单数语就把崔莺莺的不加修饰、天生丽质的形象描写得活灵活现。虽没有大段笔墨对外貌细节进行精雕细琢地刻画，运用写意的艺术化表现手法将人物刻画得生动传神，典雅脱俗。
除此之外，在《霍小玉传》中蒋防运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寥寥数语就将霍小玉的极致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书中李益与霍小玉初次见面时描写道：“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这一描写将霍小玉一颦一笑，举头投足间仿佛散发万丈光芒的形象烘托得呼之欲出。作者通过旁观者的反应来衬托了女性无可比拟的美，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唐传奇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多元化的，可以说是一反六朝志怪小说风气重塑了女性之美，这种美不仅体现在外貌上，还有其才华才情。而唐传奇之多元能和唐诗相提并论，很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唐传奇中的女性不仅有美貌，更有才华和诗艺。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喜好诗文爱慕才学，在其答张生所作《明月三五夜》时便可证明，至今她的“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仍为千古传诵的佳句，亦是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名称由来。
后面一首谢绝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更是体现了崔莺莺独具匠心对李益的“暗讽”。
崔莺莺可谓是才貌双绝的佳人也是唐代可以享受教育追求自由的贵族女性的代表。
而《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虽流落风尘但她也是“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一心爱慕才华。
崔莺莺和霍小玉均是色艺双绝的佳人，她们的美貌和才情为他们的感情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为后来的悲剧结局增添了凄美的色彩，也使得读者读罢更加念念不忘，扼腕叹息。
二、人物性格特征和发展：感性与理性交织发展
唐朝时期，对外经济，文化都十分活跃，社会风气自由开放，在这种开放激越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也造就了一批大胆奔放，感情外露，勇于追求表露爱情的传奇女性。
他们对待婚姻爱情有自己的见解，不盲从，对意中人也是精挑细选的“佳人爱才子”。一旦陷入爱情中，就表现出用情专一，痴心不悔，勇敢主动的性格，但是对于两人今后的发展和前景又有着清醒地认知和判断，这种感性与理性并存交织的矛盾性格也为今后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她作为一位贵族小姐虽然家世没落，但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的教育，她本身表现的也是十分自矜，初次见张生时的“凝睬怨绝”，约见张生时的“严词拒绝”，都可以看出崔莺莺深受闺训、礼教的影响以及严格的自我约束。
但彼时的崔莺莺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见到风流才俊的张生岂能不萌动情丝。
虽然拒绝了张生但是崔莺莺内心是十分复杂矛盾的，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纲常礼教观念，一方面是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崔莺莺在感性与理性的斗争中，最终还是勇敢地选择了追求爱情。
于是在张生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红娘带着床褥和崔莺莺出现了，有了崔莺莺的自荐枕席。
从“非礼勿动”的说教到“自荐枕席”，崔莺莺的内心经历了复杂矛盾的心理斗争。
不过崔莺莺虽冲破束缚和张生私会，但内心深受闺训礼教折磨，在羞愧与自责中，对张生又是十几天的不理睬，最终分别也是并无挽留，哭至母亲房中没有再出来。
而张生并非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娶崔莺莺，当张生从崔莺莺处探听莺莺母亲口风时，崔莺莺深受自献之羞与礼法束缚，并没有向母亲说明。性格矛盾中的感性与理性的复杂交织在崔莺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深受爱情与礼教的双重折磨，压抑痛苦不堪，放不下爱情又迫于礼法的束缚，这也直接导致她爱情悲剧的发生。
当张生赴京赶考之后俩人因为距离原因也联系渐少，张生落考之后修书安慰崔莺莺，崔莺莺回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也表明了自己以献身为耻，以不能缔结良缘为此生的遗憾，同时附赠玉环当作爱情的纪念。可见崔莺莺在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对她和张生的结局已经有了理性地认知和判断，但其中也包含着对张生的几分幻想，但张生看到信之后非但无挽留之意，还以“妖孽”之词来比喻崔莺莺，一幅负心薄情的书生形象。
至此，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彻底画上句号以悲剧收场，后面崔莺莺嫁作他人，而张生也另娶她人。
如果说崔莺莺作为贵族女性身上体现了深受礼教束缚和追求爱情的矛盾性，那《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由于自身身份地位原因，对她和李益的未来从一开始就有着理性地分析和预见。
霍小玉自知和李益的结合是因为“娘子爱才，鄙人重色”的结果，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是难以与李益天长日久的，等待她的会是“色衰而爱迟”。
她能在二人感情正深之际想到未来之悲，可见感性与理性，情与理的矛盾交织。
虽然李益信誓旦旦地写下盟约，但是霍小玉依旧清醒地知道自己和李益身份悬殊，深知李益早晚是要另娶她人的。
在与李益分别之时，她毫无遮掩地揭露李益：“盟约之言,徒虚语耳。”从这可以看出在感性与理性的复杂矛盾中，霍小玉始终保持理性地分析和判断。
但她同时也没有放弃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她主动提出“八年之期”的相守要求，然后甘愿出家为尼，她深知现实的无奈，于是想要在现实和爱情的冲突中，寻求一个平衡点。
这是霍小玉宁愿牺牲自我美好年华对现实的妥协和幻想，也是她明明可知道客观现实却不改对爱情的一片痴情和忠贞，在经历内心复杂矛盾斗争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勇敢的追求爱情。
但可惜李益并非良人，回到家之后，面对母亲选定的妻子，他非但没有勇气向母亲袒露自己和霍小玉的事情，还故意躲避不见霍小玉，违背“八年之期”的约定，反而向亲友告知不让霍小玉知道自己的消息。
可怜的霍小玉明知自己可能所托非人还在执着地苦苦等待李益，明知不可为，偏为情所困，情愿自我牺牲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特征，也造就了霍小玉悲剧的结局。
于是就有了后来霍小玉一改往日柔情对李益的怒斥：“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这是一个被侮辱、被伤害、被抛弃、被折磨至死的女子对负心薄情汉愤怒至极的抨击之词，一段血泪控诉和强烈的复仇意愿，也体现了霍小玉性格中刚强坚韧的一面。
霍小玉在面对爱情时从一开始的温柔多情、清醒冷静到后面的勇于追求，为爱牺牲至最后的血泪控诉，复仇意绪，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底层青楼女子在爱情中不同阶段的性格特征和发展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灵动。
霍小玉此言实质上是对封建势力幻想的胜利。也是对李益为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愤怒批判，以及作者为了安抚读者情绪的有意为之。
其实，崔莺莺和霍小玉作为唐传奇中勇于冲破束缚追求爱情的代表女性，他们的性格特征中有着明显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崔莺莺是大家闺秀，封建道德的熏陶给她的性格打上了浓重的礼教烙印，她最终屈服于现实放弃以前的浪漫情怀和叛逆精神这与她成熟冷静理智刚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而霍小玉是一个天真脆弱，固执倔强的风尘女子，面对残酷的现实，决不屈服、抗争到底的性格特点是她的优点，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始点，她们殊途同归的悲剧结局是两人不同个性发展的结果。
她们性格中的复杂矛盾以及性格的发展变化，都使得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真实丰满，也为作品整体艺术效果增添光辉。
三、人物的身份地位：门阀之下不容深情
唐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虽然社会风气开放，但唐朝人在婚姻方面依旧承袭了魏晋南北朝时的旧俗，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因此，唐传奇中造成女性爱情悲剧的原因，本质上和唐朝的婚姻制度密切相关。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除了存在违背礼法的世俗压力，更多的是门阀制度之下的现实压力。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读书人试图通过婚姻得到门阀世家的帮助，而贵族也试图通过姻亲的方式笼络新贵，确保各方面势利得到平衡和延续。
张生作为唐代读书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在功名上考中进士，在婚姻上娶到世族大家之女。
所以张生为了前途放弃爱情，崔莺莺的家族已经没落，能够带给张生的资源十分有限，崔莺莺也明白张生不可能为了自己放弃前途，所以选择退出，这段爱情悲剧在唐朝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似乎早已定下悲剧的基调，但崔莺莺为了爱情勇于冲破礼教束缚的行为，无疑也是一次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霍小玉传》也是同样取材于生活，李益与霍小玉历史上确有其人，李益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出身宦官世家，年少中进士，风流多才。而霍小玉作为一名风尘女子，她本是霍王之女，因为侍妾所生，后被赶出王府，不得已流落风尘，卖艺为生。
俩人身份地位悬殊，本无牵连。但唐朝青楼文化盛行。而一些文人举子因为科考长时间滞留在京城难免孤独，且他们追求功名总是徘徊在得意与失意之间，需要倾诉和需求精神慰藉。
而较高素质的风尘女子，她们虽堕入风尘，但是在文化、诗词、歌艺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所以文人和风尘女子之间饮酒作乐、吟诗作对，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李益和霍小玉二人本就是“娘子好才，鄙人好色”的典型结合，所以，以悲剧的结局收场也并不意外。
唐代士子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面对母亲为李益选中的妻子，在个人前途和家族利益面前，他并没有选择违抗。
李益已然进士及第，婚姻的选择在其今后仕途发展上尤其重要，母亲为他安排大族之女卢氏，毫无疑问是为了李益前途和家族利益考量。所以，无论是崔莺莺还是霍小玉的爱情悲剧的背后，都逃不脱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但是她们敢于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女性悲剧形象意义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崔莺莺和霍小玉都具有较浓的悲剧性意义。
纵观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展现出了一定的女性觉醒意识，但是她们仍然是男性权力话语权驱使的对象，其女性形象的意识觉醒，具有一定的失真性。
作品中的女性虽然大胆追求人性欲望，看似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其实她们的悲剧命运没有得到改善，女性意识觉醒得并不彻底。她们普遍存在心理贫弱的表现，如霍小玉只向李益索求八年的欢爱，表明霍小玉内心已默许了李益的抛弃行为。而霍小玉对李益的报复，也体现出女性心理的贫弱，因为其报复心理是由于被负心男子抛弃而产生的。由此，女性形象蒙上了更深一层的悲剧色彩。
在中国文学作品受到传统儒家理想封建礼教的影响，女性的行为和结局实则是受到男权社会的影响，她们的结局也为了更迎合社会道德而非女性自身的渴求。
因此，这就说明如果女性要想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必须要彻底转变自身对男性的依附心理，逐步走向“双性人格”的理想状态。而这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意义所在。
五、结语
人类历史中，有无数悲剧女性的形象，而霍小玉和崔莺莺作为唐传奇中女性爱情悲剧的典型代表，透过对女性悲剧形象的探讨，得以探索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根源。
霍小玉和崔莺莺作为文学历史中典型的弃妇形象，她们的悲剧形象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更是一部悲剧美和崇高美的艺术作品。她们身上体现了一定的女性觉醒意义，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她们传递的悲剧情怀远超过一般的悲剧形象，她们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抗争和控诉，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穿越千年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