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降而复叛，为何能扭转败局，吞并安庆绪？
从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起，安史之乱的战局便开始向着唐朝偏移，唐军也逐渐扭转了被叛军压着打的颓势。先是李光弼在太原保卫战中击败史思明十几万大军，迫使其溃逃至博陵躲避。然后又有郭子仪领军打通通向河东的通道，收复唐朝首都长安，迫使安庆绪放弃洛阳东撤。此时的叛军可谓是分崩离析，叛军的各路大将不断溃败，就连作为叛军首脑的安庆绪身边也只有数千人。可以说这个时候是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军最有利的局势，只要抓紧机会一举消灭安庆绪，就能彻底将这个内乱平息。
然而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危局下叛军竟然创造出扭转战局的机会，使战争重新进入了相持的状态。帮助叛军扭转败局的不是别人，正是安禄山的副手史思明。在安庆绪放弃洛阳溃逃时，叛军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为败局已定，唐军必然取得胜利。因此各路叛军分崩离析，将领们带着军队自谋出路。有的选择了返回老家范阳，也有的选择向唐军投降。而史思明先返回老家范阳，然后向唐军投降，成为当时投降的叛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半年之后史思明却降而复叛，突然出兵救援被唐军围困在邺城的安庆绪，拉开了叛军反攻的序幕。
这一出兵史思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是是攻克战略要地魏州，然后在邺城大败二十万唐军，让唐军吃到了李亨即位后的最大惨败。此后史思明又顺势吞并了安庆绪的军队，自立称帝成为叛军首领。紧接着在洛阳、河阳等地与唐军反复争夺，使叛军重新占据洛阳，再次让唐军陷入战略防御的被动中。
史思明在安史之乱的初期并不出彩，面对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大军一败再败，当时这位叛军二当家可谓是名不副实。可是在安庆绪丢弃洛阳后，史思明却一反之前屡战屡败的状态，击败数十万唐军，占据中原腹地，成为唐朝最大的威胁。史思明的这一转变让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读史书的人感到疑惑不解。
从军事能力来看，史思明肯定不如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即便是安禄山也高出其一筹。但是在安史之乱后半程的表现，史思明却无愧于叛军二当家之名，几乎全面扭转了叛军的败局，连李光弼被其击退。如果不是因为长子史朝义的叛变，唐军占领的潼关恐怕要再次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这样前后巨大的差异，让很多历史爱好者产生了不少猜测。甚至有人认为史思明在初期是故意藏拙，避免自己被安禄山猜忌，所以在面对郭子仪和李光弼时出工不出力。安禄山被安庆绪弑杀后，史思明没了顾忌，争夺天下的野心便展露出来。
这是说法实际上是非常荒唐的，也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战场的战争不是朝堂的斗争，一旦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死在战场上。所以任何稍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不会在战争中搞藏拙这种小把戏，这种事情一不小心就会玩火自焚。而史思明是多年的宿将，面对的又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名将，他如果在战争中藏拙，其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实际上他面对两位名将时，就连打成平手都要靠老天爷帮忙，又有什么机会藏拙呢？所以藏拙这种说法只是网友们脑洞大开的想法，只能存在于某些地摊文学的故事情节中。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分析，史思明的军事能力并不差，至少在唐军的平均水平之上。他的失败多是面对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但对绝大多数唐军将领还是具有很高胜率的。在河北战场的缠斗中，他被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大军压着打，但这两人刚撤军去灵武见李亨，他立刻就扭转了败局。不但起兵抵抗叛军的颜杲卿被杀，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的军队也被击退，颜真卿被迫放弃平原出逃。从这些战绩就可以看出，史思明是极其优秀的宿将。他之前的失败并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因为对手太过强大。
史思明虽然在军事上不是顶尖的名将，但是在政治上确实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从历史文献来分析，史思明在安史之乱后期之所以能逆转叛军败局，其最大的依靠便是他对唐朝政治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让他在战争中占尽先机，就连李光弼面对他都感到非常头疼。
实际上从安庆绪弑杀安禄山开始，史思明就提前发现了政治局势的变化，开始为为自己的将来谋划。当时安庆绪为了稳固自己的权位，对叛军中的将领进行了封赏，而作为二当家的史思明更是有着高昂的赏赐。安庆绪封其为妫川郡王、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赐名安荣国。
史思明敏锐的发现安庆绪不能完全地掌控叛军，必须依靠各路将领才能控制洛阳和中原的各地。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与李光弼争夺太原和河北，带兵返回叛军老家范阳。与安禄山看重长安和洛阳等中原关中的大城市不同，史思明在策略上更注重根基，而范阳便是他的根本所在。
安史之乱的叛军是起于安禄山在卢龙、范阳和河东的旧部，其中范阳是重中之重，也是叛军老巢。安禄山攻陷洛阳和长安后，政治上疏远了范阳，但是叛军的老家底却仍旧留在范阳。当时叛军对唐军势如破竹，沿途劫掠了不少财富，很多叛军将领都把自己的收获运回了范阳老家。
于是史思明就借着安庆绪笼络各部的机会返回范阳，控制了叛军的根本，在政治上占据了先机。等安庆绪兵败退出洛阳后，各路叛军分崩离析，不少叛军便直奔范阳而来。史思明便利用控制范阳的机会招降纳叛，很快成为叛军中势力最为强大的部分。他最为聪明的便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唐朝投降，不但摆脱了被唐军围攻的局面，还为他吸纳叛军各方势力创造了便利条件。根据史料来分析，他的投降不是简单的诈降，而是有预谋的在政治上的操作。这个操作给他后来逆袭唐军和吞并安庆绪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叛军的颓势开始被扭转。
很多人看史书上李光弼反对李亨接纳史思明投降的记载，认为史思明是简单的诈降，是为他半年后再度叛变做缓兵之计。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史思明的诈降有着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不但想到了李光弼的层面，甚至包含了李亨在政治上的意图，显露出极为高明的政治眼光。
从军事角度来看，史思明的确是诈降，但却不仅仅是缓兵之计，更多的是为了招降纳叛。李光弼反对招降史思明，一方面是缓兵之计，另一方面是和郭子仪争锋。在安史之乱的中，郭子仪战功显赫，最为著名的便是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奠定了当时第一名将的地位。
李光弼在军事能力和声望上不比郭子仪差，但战功上却差了一点。虽然他守住了北都太原，但相比于收复两京的荣誉，还是比不过的。因此他急需扎实的战绩与郭子仪争锋，而作为叛军老巢的范阳就是主要的目标。在李光弼看来，只要有了收复范阳的功绩，他在军事和政治地位上就能和郭子仪媲美了。
然而这种想法对于李亨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李亨上位后不断地调整和收拢兵权，目的就是掌控战争的全局，减少唐玄宗李隆基对战局的操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李亨启用了很多亲信和宦官，目的就是对手握重兵的将领进行掣肘和监测，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重点监视的对象。
如果直接出兵范阳，那李亨必然要把重兵托付给李光弼，这就让他非常不放心了。当初他愿意把重兵托付给郭子仪，让他去收复洛阳和长安。这是因为两京的政治意义重大，也关系到他的皇帝位置是否稳固。但范阳虽然在军事上很重要，但在政治上不是李亨看重的地方。李亨看重的是皇位，一切布置都是围绕从李隆基手里争夺皇位和皇权出发，对于范阳是否被攻占是在次要地位。所以李亨并没有采纳李光弼直接攻打范阳的建议，甚至不顾李光弼的反对，接纳了史思明投降。这种做法虽然是军事上的败招，却在政治上非常有利。
实际上史思明正是看出了李光弼和李亨的这种心态，才主动向唐朝表示出投降的意愿。因为收复两京后，李亨需要在政治上调整自己的布置，防止返回长安的李隆基重新夺权。这样就需要在政治上有足够的筹码，而招揽史思明这个筹码就足够大。如此一来，唐军不用出兵攻打范阳，李亨也就不用分兵给李光弼，在军权上就能保持李光弼和郭子仪互相制衡的状态。而李亨为了壮大自己在政治上的筹码，自然会给予史思明很大的便利。史思明就利用这个机会摆脱了史思明的围攻，还顺便招揽投降唐朝的叛军各部，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可以说史思明这招是典型的瞒天过海，看似缓兵之计，实际上是充分利用了李光弼和李亨在政治上的矛盾。李亨被史思明投降的政治利益所迷惑，而李光弼则只看到缓兵之计的层面，给了史思明很大的机会。再加上李亨对李光弼并不是非常放心，对其建议都非常多疑，并没有果断接受。于是当李亨在长安忙于和李隆基争权时，史思明就趁机整编叛军各部，为自己的逆袭打好基础。等李亨反应过来派人前往范阳解决史思明时，史思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操作，军事实力已经不受唐朝控制。
从史思明的这些操作看，他的策略是典型的政治指导军事方向，先有了政治上的目标，然后才从军事上实施。这种策略比安禄山的猛打猛冲，李光弼只重军事的理念高明很多。史思明在政治上提前看出李亨的意图，再从军事上应对，每一招都立于占据先机。他充分利用李亨与李隆基争权，又对军队将领猜忌的弱点，让李光弼在军事上的能力无法完全发挥。虽然李光弼在军事上取得了不少胜利，却无法动摇史思明的根基。所以史思明才能从邺城之战开始逆袭，吞并了安庆绪的军队，在战争中抢回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