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陷害刘晏并非为报复私仇，幕后主使另有其人
中唐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也是政治变革巨大的时代。中唐时代的政治变革首推财政变革，这个变革将唐朝传统的租庸调制变革为两税法，对中国后世的税务和财务制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主持这场变革的宰相杨炎也因此而名垂青史，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杨炎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是毁誉参半，尤其是他陷害前任宰相刘晏的事情，在后世引起了诸多的非议。本章节便就杨炎陷害刘晏的案件进行分析，看看杨炎陷害政治对手的出发点，以及事情前后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说起杨炎和刘晏，在中国税务和财务制度的历史上那可是鼎鼎大名的。这两位都是以税务和财务能力杰出而著称的大臣，对中国古代税务和财务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刘晏是唐代宗李豫时代的名臣，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就已经声名鹊起了。他从小便有神童的称号，因在李隆基封禅泰山时献上颂文而被器重，一时间轰动了整个朝廷。天宝年间和安史之乱时，刘晏辗转于各个州县出任主要执政官。唐肃宗李亨晚期，他被调入朝廷出任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正式开始掌管唐朝的国家财政。
后来刘晏因为卷入了司农卿严庄的案子，遭到了御史中丞元载的排挤，被贬为通州刺史。他所兼任掌管国家财政的官职也被元载夺去，于是唐朝的国家财政大权归于元载之手。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很看重刘晏，将其调回长安出任京兆尹，并且兼职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务，这是他第二次掌管唐朝国家财政。因为受到李豫的器重，又与宦官首领程元载交好，刘晏很快便正式拜相，出任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于是刘晏成为唐代宗时期排名第二的宰相，因主管国家财政，被称为财相。
李豫在位时刘晏的权力很大，不但掌管唐朝的国家财政税收，而且兼任吏部尚书，负责选拔、考核、审查各地的官员。当时唐朝处于内忧外患，外部又吐蕃大军入侵，内部有给藩镇拥兵自重，朝廷财政非常困难。刘晏的存在给了李豫很大的支撑，使得朝廷顺利地度过的这一关键时期。因为有了刘晏在财政上的支持，唐朝才能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胜，又安抚了引发中原和河北动乱的各地藩镇，使得唐朝国力开始从安史之乱的败落中恢复。可以说刘晏是唐代宗李豫时期功劳最大的文臣，是唐朝度过财政危机的主要功臣。
李豫晚期先后有元载和常衮成为朝廷首相，但都不能动摇刘晏作为财相的政治地位。在李豫诛杀元载的重要行动中，刘晏作为审理元载案重要大臣。常衮当了宰相后，请求任命刘晏为左仆射，李豫则让刘晏以左仆射的官职继续兼任财相的职务。可以说此时的刘晏是唐朝国家财政的擎天之柱，也是唐朝能够度过中唐衰弱期基本保证。唐德宗李适即位初期，刘晏继续担任财相，直到杨炎出任吏部侍郎时才出现转折。当时刘晏兼任吏部尚书，与杨炎在工作上矛盾冲突很多，逐渐两人发展出了私人之间的仇怨。
杨炎在早年也是著名文人，以文藻雄丽著称，有着“小杨山人”的美誉。他早期在河西节度使吕崇贲麾下担任书记，后来被名将李光弼奏请为判官。唐代宗李豫即位后，杨炎跟着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入川，以兵部郎中的身份充任判官。后来他由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山南副元帅判官之职，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 然后又升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掌诏敕的撰写，被人并称为“常杨”。担任中书舍人后杨炎依附于宰相元载，成为元载集团中重要成员，甚至要被提拔为接班人。但不久之后元载被诛杀，杨炎作为党羽皆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立刻罢免了常衮的宰相，任命崔佑甫为新任宰相，然后崔佑甫便向李适推荐了杨炎。当年杨炎给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撰写《李楷洛碑》，因文辞优美而传颂很广，受到了当皇太子的李适的推崇。因此李适很看好杨炎，将他召回朝廷，任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炎回到朝廷不久便与刘晏发生冲突，并上书弹劾刘晏。杨炎上报说刘晏在唐代宗时期参与过密谋扶持独孤妃为皇后，扶持独孤妃之子韩王李迥为皇太子的谋反案。此案发生在唐代宗李豫的晚年，直接威胁到李适的皇太子之位，问题非常严重。
于是刘晏被李适罢相，夺去了财政大权，将其贬为忠州刺史。然后与刘晏不和的司农卿庾准被杨炎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庾准上任后上报刘晏曾给泾原节度使朱泚写信，言语中对朝廷有怨恨，并在增补州兵抗拒朝廷。于是李适派使者前往忠州赐死刘晏，然后再将其罪行昭告天下。此案发生后引起天下哗然，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是冤枉的。甚至于以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为首的藩镇写信对朝廷表示不满，认为杨炎是陷害刘晏的罪魁祸首。李适怕引发藩镇造反，只能派宦官到各藩镇处安抚，同时杨炎也派人去为自己辩解。
此案非常蹊跷，办理也太过迅速，在历史上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刘晏掌握唐朝财政数十年的财相，在毫无自辨和审问的情况下就被赐死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即便是唐代宗李豫诛杀元载一家，也是按照法律流程走的，这是唐朝朝廷的制度。而李适赐死刘晏完全不讲制度，全凭杨炎等人的一面之词就下诏，实在不能让人服气。刘晏当了财相多年，在朝廷中声望极高，与各地的藩镇关系很好，所以为他鸣冤的大臣不少。就连李适一手提拔的首相崔佑甫也反对处死刘晏，但李适还是听从杨炎的建议，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引发天下舆论汹汹。
从史书记载来看，很多地方将杨炎陷害刘晏的事情归咎于私仇。史料中认为，杨炎曾经是元载的党羽，而刘晏是审问处置元载案的主要办案人员，两人有着私下仇怨。杨炎得势以后，便想要报复刘晏，所以才上书陷害刘晏。可是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这种说法是很拿成立的，应该是编者用来糊弄后人的。
首先，刘晏处理元载案时各种手下留情，还主动劝说李豫从轻处理本案的从犯。就连元载的副手宰相王缙都从赐死改为贬官，作为元载继承人的杨炎也只是被判贬官，显然是受到了刘晏从轻处理的益处。从这个角度看，杨炎不但不该仇恨刘晏，反而该对刘晏表示感激。
其次，杨炎弹劾刘晏的案子为陈年旧案，在弹劾之前李适已经处理过了，当时也没有牵连到刘晏。这个案子发生在李豫晚年，当时李豫宠爱独孤妃，兵部侍郎黎干与宦官刘忠翼勾结，推动李豫立独孤妃为皇后。独孤妃受到李豫的宠爱，便想借机将自己的儿子韩王李迥拥立为皇太子，废除李适的皇太子之位。此事因为李豫没有同意，所以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李适即位后立刻报复，下诏将黎干和刘忠翼削除名籍长久流放。等他们俩走到了蓝天驿时，又收到了李适追加处罚的诏令，将此二人就地赐死。
此案是李适登基即位后最快处理的案子之一，在罢免常衮的宰相后便解决了。按理说这个案子当初也算是谋逆大案，处理起来应该是会严查深究的。当时并没有牵连到刘晏，刘晏也稳坐财相之位，可见其与此案并没有关系。就连首相崔佑甫也为刘晏辩解，认为此案已经处理过了，不应该重新被翻出来。由此可见这个案子与刘晏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杨炎故意攀污给刘晏的。而且杨炎当时还大肆打击报复了为刘晏辩白的大臣，又以恢复尚书省为由收回了财相的权力。可见他陷害刘晏并非第一目的，夺取财政大权才是重要目标。
再次，庾准弹劾刘晏的事情根本没有详细调查，李适只凭庾准和杨炎的一面之词便将刘晏赐死了。庾准是杨炎一手提拔的，两人就是一丘之貉，肯定是走一路的。弹劾中提到了的节度使朱泚，可以考虑刘晏私下与藩镇有勾结。如果这个事情为真，朝廷岂能不严查？如果朝廷大臣勾结节度使叛乱，岂不是要发生第二次安史之乱？但李适居然不去查似乎大有文章的朱泚，反而先一步赐死刘晏，这就本末倒置了。刘晏只是文官而已，又不擅长军事，即便他要造反也没啥威胁。反倒是藩镇出身的朱泚造反，才会对长安造成重大威胁，难道李适不懂？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适不防范朱泚，反而赐死刘晏，完全是不合理的。除非他早就直到朱泚不会造反，所以才先一步对刘晏下手。李适没有派人调查，他又怎么会直到朱泚不会造反呢？李豫在世时对藩镇各种猜忌，李适后来也是强力削藩的，为何会对朱泚如此大度？从这些疑点分析可以推测，这个案子很可能就是杨炎等人虚构出来的，只是为了给赐死刘晏找个理由而已。因为案子不存在，所以李适根本不担心朱泚造反，自然不用对其防范和调查。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没有造反的事情，为什么李适急于将刘晏赐死呢？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想要置于刘晏死地的并不是杨炎，而是唐德宗李适。用攀污手段泼脏水，然后找个理由将对手弄死，这在李适一生中不只一次。在刘晏之前，常衮被罢相也是同等类型的操作。李适可以说是唐朝皇帝中很没有节操的，也是道德败坏，人品卑劣的。武则天要处死政治对手，还需要找人罗织罪名。李适干脆是亲自下场制造罪名，毫无君王皇帝的体面，堪称卑鄙无耻。有了李适当幕后黑手，杨炎自然无往而不利，随便找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便将刘晏置于死地。他们甚至不需要走朝廷的流程，视天下百官百姓如无物。
李适赐死刘晏，从根本上看是为了收拢国家财政大权，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这与他罢免常衮的相位是一样的。但刘晏与常衮不同，他对朝廷的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晏稳坐唐朝财相十余年，在财税这块几乎都是他的门生故吏，他们遍布朝野上下。即便是在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地盘上，刘晏及其属下也能通过各种方式收到税，充实了唐朝的国库。对于唐朝而言，刘晏的存在是国家的大幸。但对于意图收拢财权的李适而言，刘晏却是他最大的障碍。他想要推行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就必须迈过刘晏这个重要的关卡。
从史书记载来看，刘晏似乎并不太支持两税法，而是希望延用唐朝建国以来的租庸调制度。当时朝野上下与财税有关的职位都比较反对两税法，都比较坚持传统。双方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对峙，使得两税法难以推行。杨炎是主推两税法的宰相，而刘晏是财相资历最老的大臣，两人天然存在矛盾。如果只是将刘晏罢相，刘晏依旧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阻碍两税法的推进，所以双方矛盾极深。再加上为了搞好国家财政，刘晏对给藩镇采取了妥协的政治姿态，这对于李适来讲是很反对的。这样种种的原因罗列，李适想要直接拔掉刘晏这个障碍就不难理解了。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上台后想要革新朝政是可以理解的。但唐德宗李适这种急于求成，又不择手段的作风，完全没有一国之君该有的格局和气度。不论是常衮，还是刘晏，都是李豫留下的老臣，也是帮助唐朝度过内乱危机的重要大臣。即便他们与李适的理念不同，但对唐朝也是有着巨大功劳的。李适看不惯他们，看在他们以往的功劳上，也应该给予其体面致仕的待遇。但是李适急功近利的进行中央集权，纵容奸臣采用攀污罪名的手段，可见人品的低劣。以这种方式治理唐朝，即便是一时取得些许成就，早晚也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