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60年,除了长期的边疆战事;另一件突出的事就是对贪污的惩治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被惩治的高官也是空前的。
这其中就有位因贪污而被杀头的皇亲国戚两淮盐政“高恒”。
高氏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是清皇室的忠实奴才。
雍正初高恒的父亲高斌授内务府主事,升郎中兼护军参领,外任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升江南河道总督。其间,致力治河,显露出超群的才干。
乾隆初,调直隶总督兼河道总督。因治理河道有方,高家户口被抬升至满洲镶黄旗,高斌被授文渊阁大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卒于江南河道总督任上。
高斌死后,乾隆帝念其治河的功劳,追谥“文定”,入祀京师河神祠。
这高家还是乾隆帝弘历的姻亲。弘历在藩邸时,高斌的女儿、高恒的姐姐是侧福晋;弘历即帝位后,她被册封为贵妃,深受宠爱;乾隆十年(1745)正月病逝,追谥为“慧贤皇贵妃”。
不仅如此,高恒的从兄高晋,历任布政使、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务。可以说,高恒虽然是包衣出身,但此时已是膏粱世族、豪门子弟,在乾隆帝的关爱下,长期担任管理关税和盐政的官员。
乾隆初,他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外放管理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任两淮盐政,乾隆二十九年(1764)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因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例当回避,才被召还北京,署户部侍郎,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
高恒一生所担任的官职大都是肥缺美差,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高恒逐渐养成了非同寻常的敛财能力。
当时任盐运使的卢见曾和他截然不同,卢氏爱好学术,以文坛盟主自任,曾主持虹桥修楔,为士林所推崇。有一回,高恒笑着对卢见曾说:“先生努力聚书画,而我只知道敛财。将来有天先生归田,假如开个书店或者古董摊,我一定会带者金银到你的铺子里转转,为我的儿孙们买点玩具,如此这般,先生你将来也不会缺钱花的。”
高恒贫行案是在离任后爆发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拨世奏称,他发观两淮盐政有自己的小金库,而且观存有银19万两。
乾隆帝得知后,相当吃惊,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剩余的钱竟然还有这么多,于是,下令彻查。
不久,江苏彰宝回奏说,两淮盐政确实有通过额外征收而积累的小金库,近几年各种开支的银子有467万余两,还有盐商没有缴纳的600多万两银子。
这一数字比尤拨世所言更令人震惊,因为这两项合计起来几乎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这其中到底有多少侵吞和贿赂?这么多年来为何没有一个官员奏报此事?这些问题都是乾隆帝想弄明白的。
高恒在扬州任盐政的九年时间里先后三次接待乾隆帝南巡,每次需花费的大量金银从何而出,颇费踌躇。
西湖的地标五亭桥,就是高恒为讨乾隆的欢心而修建的。
高恒耍弄小聪明,想出歪点子,瞒天过海,从每引盐中额外抽取3两银子,拿来充盈地方小金库。
于是,接待的高额花费有了来路,巴结皇帝时花钱跟淌水似的,同时,高恒本人也中饱私囊,捞得盆满钵盈。
可无论是尤拨世还是彰宝的上奏,都没有提及前任两淮盐政高恒,只是闪烁其词地说以往盐政官员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他们不敢冒犯两江总督高晋,不敢得罪皇帝的宠臣高恒。
但乾隆帝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盐政的贪污问题,并将矛头指向高恒。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便将高恒革职。不久,将其处死。
据说处死高恒之前,大学士傅恒曾奏请皇帝看在已经去世的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上,免其一死。
乾隆帝听后非常不高兴,正色道:“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
傅恒是孝贤皇后的兄弟,听了这句话不禁不寒而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后来,高恒的儿子高朴奉命办理新疆贡玉,非法获利7万两白银,也被乾隆砍了头。
乾隆惩贪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衡役,几乎无官不贪。
直到乾隆帝晚年,他自己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帝非常重视惩贪,决心也很大,在位期间惩治一直没有间断过,因贪被惩处的高级官员数目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仅二品以上大员因贪赃被处死者,就有30人之多。
平均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污或索贿、受贿而被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乾隆朝是整个清代惩贪最严厉的一段时期,然而结果却是愈惩愈贪。
尽管乾隆帝严刑峻法,却无法阻止世风日下,特别是督抚大吏的贪黩,至乾隆中后期更是屡禁不止。其势态正如清人薛福成所说:“督抚如国泰、王檀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为他代所罕睹。……然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
究其原因,有立法、司法上的失误,有社会风气的奢靡颓废,有官场风气的败坏以至清官无法为也不能为,有官吏道德自律堤防的普遍溃决,也有官员的养廉银不足以养廉的实际问题等等。
但最主要的是皇权专制不可克服的痼疾,具体表现是皇权过度膨胀和与此相关的地方军政首长权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