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为削弱大将的兵权引起苏峻的不安，便和祖约反叛东晋
东晋初年，政局呈现出一片纷然乱态。匈奴和羯人的南侵迫使正朔朝廷只能拥有半壁江山，在北方，前赵刘曜与后赵石勒在互相角逐间时时觊觎着东晋这块肥肉，而偏居江南的东晋政权除奋力自保外更是别无他志。
在以晋元帝司马睿为首脑，丞相王导率领下的东晋王朝逐渐完成了与当地士族大姓的接洽融合。然而作为一个渡江初来的草创帝国来说，是十分脆弱和敏感的。其脆弱主要表现为无力对抗外来或内部的军事压力，其敏感则体现在对摇摇欲坠的君权的患得患失。
外患虽少，内忧却甚。一次是爆发于永昌元年（322年）的王敦之乱，另一次就是咸和二年（327年）由苏峻、祖约为主导的叛乱。这两次内乱直接导致了东晋数年来的休养生息毁于一旦。
对东晋历史有粗略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在这段时期君权的统治是很不牢固的。门阀士族集团占领了政治地位的制高点，他们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这种君臣共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熟知的“王与马共天下”。
而苏峻、祖约并不属于第一流士族之列，祖约属范阳祖氏家族，其声望不能与渡江而来的其他大姓匹敌。而苏峻只是在山东地区纠集流民建立坞堡的流民帅。这二人既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又得不到士族的认可，所以他们始终没有能够渡江而南，他们的叛乱也是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内的。对此，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做了很精到的总结：“流民帅少有内辅京师以备宿卫的机会，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以为朝廷缓急之用。”
苏峻
在王敦第二次叛乱时，苏峻能够及时起兵相救，其“扶大厦于将倾”的行为是很够意思的。当时东晋已经没有自家兵力可用，不得不依靠外来的流民力量。战争前王敦派苏峻的兄长去说服苏峻投降，苏峻不从，起兵抵抗，说明他对东晋王室还是很有忠心的。这是他“能扶晋室之危”的表现。
平乱后，苏峻得任历阳内史、冠军将军，因为有功于国，威望渐重。此时东晋朝廷由庾亮掌握大权，为了制衡军事力量过大的将领，需要削弱其兵权。先是庾亮征苏峻入朝，苏峻不肯，怕失去军队的依靠，进而优诏升任苏峻为大司农，仍不肯就职。苏峻心怀“狡兔死，走狗烹”的怨望，“素疑帝欲害己”，走上造反之路也是迟早的事。这也是他心胸狭隘，“难奉朝廷之命”的表现。“下优诏征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以弟逸代领部曲。峻素疑帝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复不许。峻严装将赴召，而犹豫未决，参军任让谓峻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从之，遂不应命。朝廷遣使讽谕之，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于是遣参军徐会结祖约，谋为乱，而以讨亮为名。”
祖约作为名将祖逖之弟，在祖逖死后继领祖逖之兵。说他“气高”，是因为他气焰嚣张，总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兹举一例：祖约也参与过平定王敦的战争，同样的，在战后庆功大会上论功行赏，进封五等侯，镇西将军，但祖约贪得无厌，《晋书》说其“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明帝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他觉得自己应该也是顾命大臣中的一员，又希望能够开设幕府招揽心腹，这些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逐渐开始怨恨朝廷。
其实早就有祖纳对皇上请求要抑制祖约的官阶，不可使他领重兵、守要地，否则必成祸乱。可惜皇上没有听取祖纳的建议，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乱局。所以对祖约来说，“宜处卑贱之职，勿领藩镇之兵”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最后总的来说，苏峻、祖约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也无法洗清他们的罪名。二人都在《晋书》第七十列传之中，这是列传的最后一篇，这篇列传中所载的“陈敏、杜弢、孙恩、卢循”等其他人也都是叛将。这等于是官方给苏峻、祖约的定性。功过自有后人评，他们是十足的坏蛋，但也闪烁着好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