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影响角度，浅谈刘勰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观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刘勰此话的意思首先是指晋宋之交时诗作所呈现的新现象。在先秦文学里“《风》《骚》中各有一些田园、山水,不过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本身一直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主题”,两晋之后山水则与人相合而亦为诗的主题之一,自成一类。
诗歌是思想的表现形式,所以一种诗歌题材和内容之发展,必有与此相关的思想为其先行,不仅仅在于南方自然风光秀美等环境因素。南北朝初山水诗之兴起,魏晋时期是其思想上的准备阶段,相应的诗风上则是渐进量变的结果。
二者合一,便有了晋宋之间山水诗之突显及由此开创新的格调。但问题是,此与老庄之“告退”有何相干?
一、儒家与老庄的不同山水观
文学的体裁和内质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新类诗歌之出现一般都是与时代思潮的流派与演变联动的。
山水属于“自然”,而诗是人作的,因此“山水诗”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探讨山水诗形成的时代背景,就必须涉及魏晋六朝的玄谈,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玄谈中最主要的议题,也是儒家和老庄思想针锋相对的地方。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可以抽象为天人关系。自汉代,儒家主导的“天人合一”说兴盛,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于是人在人们认识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天道或天命的阐释者与执行者。
如《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而人之所及,“秀气”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人文对自然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对人文的影响,“人定胜天”变得重于“天定胜人”。
道家则认为人文与自然是对立的存在,人得以自由自在的前提在于抛弃文化之束缚,故崇尚自然人而贬低文化人。
可以说前者代表着儒家的观念,后者正是体现着老庄的意趣。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会波及文学艺术领域,并在魏晋六朝有了比较充分的显露。
山水诗在东晋南朝兴盛起来,是魏晋六朝的玄谈对“自然”的理解从道家话语转向儒家话语的结果。
“诗”体现着“文化”,山水诗把自然的山与水“文化”起来了。老庄之论自然,一是将其与人为之文化相对立,二是将人“物化”之后再纳入自然之中,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
如此看来,诗既然是人作出来的,当然只能是虚情假意的表现了。
但儒家通过天人合一说,倡言“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匹夫虽贱,而可以见德刑之用矣”,这样一来,人以诗歌来表达天地自然之意象就有了充分的正当性。
老庄一派眼中的山水只是“取象”而已,此中的山水与人仅是自然里的共存关系。
如此融合之基础是,不仅要将人与天地并列为自然中之“三才”,而且要求人能够感应天地而居中,由此而突显出人的主体性。也可以说,以如此观念为基础而出现的山水诗,必定是有人参与山水之中。
换言之,诗句里的山水无不染有诗人的个人色彩,身外之物经过艺术处理被内在化了,于是山水诗成了山水被诗人“文化”之表现。
不过,有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自然”是属于儒家思想的,因为只有儒家概念中的自然才包含人的天性真情,恰如董仲舒所说:“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情亦性也。”
所以“自孔子教人志道据德,依仁以游艺学文”,包括作诗,只有将人之本性原情归诸自然,人与物,主体和客体之间才能够“同类相动”而情景交融。
在这中间人是主动的,“为天地立心”当然也意味着为山水立心。只有寄情于此,才能体会出自然里的种种与自己内心所对应的差别,文学和艺术的灵感才可以由此不断涌出,一如活水之源头。
如此新思潮在魏晋发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应该也是通过玄谈把天人感应观发展成性情自然说的一种结果,从此人在山水风景中的地位被中心化。
而接着,“自刘宋以来,‘文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科,所以由‘诗言志’转变为‘诗缘情’,由‘典雅’的要求而转为‘清丽’;这正是诗赋的一个大进化”,甚至发展成诗中的山水并非直观接触之景象,而是借题发挥出来的主观意愿中的美景,或系很多山水在脑海里的变幻组合。由此,“‘山水文学’是刘宋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品种,因为当时的‘玄言文学’已为大家所厌烦”。如此当然可以说得上“山水方滋”。
两晋南北朝是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华土普及的时代,这些宗教因素无疑也会影响到时人的时空观念乃至山水诗,可以说在这方面,佛家和儒家观念相对一致,并在这个时段替代了道家对文学的影响,成为文学上的主流导向。
要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寻找更准确的解释,还要看刘勰的思想观念之所属,因为这涉及对人性人情的评价,包括对含有这些内容的文学作品之评价。
刘勰曾自述“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可见他对孔子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而“庄老告退”作为当时诗歌文学中的一个现象被刘勰敏锐地注意到了,而且因为在魏晋时有着老庄之学从对儒学进行冲撞到被吸收的过程,而思潮的演变必然会在文学的格调上得到反响,就此而言也可以说刘勰对意识观念给文学的影响抱有充分的敏感。
二、人性人情使山水生动
“庄老告退”和“山水方滋”之间的关系,刘勰没有做出更多的直接说明,但刘勰一定知道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人走进自然,“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也必然会把人的品格性情和行为准则同化于山水,主体和客体合而为一,山水也就脱离了老庄观念中的自然,呈现在诗文之中。
即使在诗中没有提到“我”,但诗境既然是从我的角度展开,“我”在诗中之存在则已然成为诗之灵魂。
何况诗是言志的载体,也是性情流露的地方,“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刘勰当然会认为以山水作诗的题材应该告别老庄,不走出老庄的自然观,便不可能成就有意义、有自性的文学作品。
刘勰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风骨体现着人的意志和情感,并通过诗的形式使客体被主体感染,诗人让所吟咏的对象越是具有人的情意性灵,诗就做得越是风清骨峻、通体光华。
要明白诗是表达人的性情流露之最佳语言形式,也是人之心灵与客观环境交流后的最好告白。
山水诗能够做到寄乐于诗,是儒家观念在当时深化的一个表现。这被刘勰敏锐地觉察到了。
山水是构成人的生存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水边与山洞集中着石器时代先人的遗址便是明证。因此在华土早期的诗作中山水是经常提及的内容，但直到魏晋之前,诗歌里的山水往往仅是用来作陪衬或比喻之物,即使少数被当作咏唱的主题,山水也是作为和诗人相对的客体。
通过魏晋六朝的玄谈,人的本性真情被视同山水自然,二者结缘而相通无碍,于是山水被滋润而涌现于诗画。
故而接下来在魏晋的玄谈中,本性原情被当作人不可或缺之固有本质。人和山水自然之互动,也使万物在人生命的照射下被赋予人格之意义,显得有性有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情境合一的好诗好文章就出来了。
可以说,只要诗中提及的山水附带着作者的情感而成为所咏对象之一,至少在广义上就能算作山水诗了。
如陶渊明的名作《结庐在人境》就是这种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足以证明山水所提供的诗情画意,完全在于人的自身投入。于是人在山水里活动起来,欣然吟诗作画,老庄也就告退了!还应该指出,陶渊明有如此之意识,是和他牢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分不开的。孔子教导的精神,使之处处注意以人为本,有情于万物,从而开始进入山水诗的新境地。
其实，山水诗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途径之一,不仅在于人由此可以寄情于自然,还在于人可通过贴近山水而悟出天地之理,并借此以理化情,使读者无不因被情理打动而引起共鸣。
若从更高的层面看,由于汉晋期间易学的发达,当时人们认识到,天理或天道可以贯通于天、地、人三者。
处于山间水边的人可以由此修身养性,使人情贯通于天地之情,人性和自然之性合拍。当如此情感和心得通过一系列词汇组合表达出来时,就是一种“言立”,我们也就见到了含有哲学意味的山水诗。
山水诗要达到如此之境界,先是要将山水自然人格化,因为哲理仅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也只有在人与人的思维沟通里才会有认同和共鸣。
而这样的诗因具有人的生命活力而光芒四射,每一首山水诗都是生命在自然中的写照,差异仅在于位相和表现力度不同而已。
三、画中的山水诗
将人的主观意识赋予外在自然而使两者一致,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文学诗歌,也适用于绘画艺术。这就必然导致诗画一体,山水画和山水诗因而密切相连。
从现存的一些早期山水画来看,人的活动及场所是山水成画之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所谓弥补了唐代空白的韩休墓室北壁实物山水画里所出现的茅庵亭阁。
童书业先生说,“大抵山水画之兴,由于人物画背景的扩张”,也是有道理的,说的是山水自然亦以人为本,山水广大却显示我之无处不在,我意虽独然孤行却弥漫于整个自然景象之中,由此境我合一而以我为主。
三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受惠于玄谈和儒家的自然观。对比秦汉,汉魏六朝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来了个大爆发,而人的视野之放宽无疑是如此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在“自然”的名义下,拈出一个公理将天地和人串联在一起,不仅可以大大拓宽与加深人的思维,还能够在万物之中随处寄托人的情思。
如此一来,中国绘画所描述的大自然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也正因为造型艺术里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生命体”,所以“赞画之妙曰如生”成了评价中国诗画的一条重要标准。
四、结语
儒家思想在两晋南北朝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还和一些社会生活里的深层意识相关,即包含在传统文化中的祭祀、风水观与审美。
这几个方面使得山水与儒家观念之间的联结胜过老庄思想,从而至少对当时山水诗的发展产生一些影响。
其实，儒家和道家之争的最主要分歧在于,面对世界究竟要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是人把山水自然“文化”还是把人与山水自然相等同而“物化”?无论作诗还是作文章,这往往都是难以回避的落脚点选择问题。
自然界虽然在本质上也是运动着的,但相对于人的性情却又静默得多。诗文是在人的口中、笔下呈现出来的,它们也由此成为人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就山水诗而言,若想气韵生动、沁人心田,诗人就非得把自身的真性原情注入山水不可,山水于是也就“方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