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王莽挫败了一起,以劫持他投降刘秀为目的的政变。政变的三位主要策划人,大司马董忠,被当场剁成肉酱,卫将军王涉和国师公刘歆自杀身亡。
刘歆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他和王莽是青年时代的朋友,两人相识相交四十五年,可谓志趣相投,情意深重的好兄弟。刘歆年轻时不得志,全靠王莽一手提携,王莽能建国称帝,刘歆功不可没。新朝建立后,刘歆位列四辅,成为王莽集团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导致二人感情破裂,走向你死我活的边缘?
一、刘歆谋反事件
先来看一下这起谋反事件的经过。事件的起因源于一个叫西门君惠的江湖术士,此人是卫将军王涉的门客,王涉是王莽的堂兄。西门惠君有一天对王涉说:“汉室当复兴,国师公刘秀当为天子!”
“刘秀为天子”是新朝中后期,社会上流传的一条“政治谶言”。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刘秀”就是指光武帝刘秀,但当时的人不这么认为,因为那时刘秀还是乡下的一名读书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在大家的眼中这个“刘秀”就是刘歆,原来刘歆早在汉哀帝登基时,为了避讳(汉哀帝名刘欣),已改名刘秀。所以西门君惠才说,国师公刘秀。
王涉信了,决定造反。他找了第一个帮手,大司马董忠。董忠领中军,手上有兵权,要想谋反,他是重要的环节。董忠加入后,俩人决定去游说刘歆,并请刘歆领头。
刚开始,刘歆坚决拒绝,后来王涉眼泪鼻涕表达诚意,刘歆这才确信他俩的真心,于是他同意入伙。不过,刘歆又对他俩说了句“东方必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刘秀”不是我,而是指南阳刘秀!
于是三人达成一致,将政变由刘歆取代王莽,变成劫持王莽,投降南阳刘秀。
虽然达成一致,但在行动日期上,刘歆坚持一定要等到“待太白星出”。那个年代是儒生们最迷信的时期,刘歆本人对“谶纬学说”更是迷信得无以复加。但就是这个等待太白星的过程,使政变功败垂成。
董忠为了政变成功的几率大一点,他策反了一名叫孙伋的司中大赘,结果孙伋向王莽告了密。结果,董忠被斩杀在皇宫门前。王莽顾念与王涉和刘歆多年的情谊,没有对外公布他俩的罪行,俩人自杀身亡后,未罪及家人,刘歆的长子刘叠依然被留在了王莽身边任职。
二、兄弟反目的原因
这次政变有个大疑问:王涉、董忠凭什么敢动员刘歆造反?刘歆与王莽的友谊朝野无人不知,难道不怕刘歆告发他俩?
原因就在于,他俩早就看出,曾经的亲密战友,过去的一对好兄弟,刘歆与王莽之间早就出现了一个巨大裂痕。导致这个裂痕产生的是,王莽十一年间,接连杀害了刘歆的二子一女!
刘歆有三子一女,长子刘叠、次子刘棻、三子刘泳、一女刘愔。应该说,王莽对刘歆一家关照有加,在将刘歆提拔为四辅,封嘉新公的同时,三个儿子都分别封侯拜爵,担任要职,还将他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三子,太子王临。
应该说,王莽很够义气,能给刘歆一家的荣耀都给了。但想不到的是,刘棻和刘泳竟然卷入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甄丰甄寻父子谋反案。
王莽集团内部其实一直存在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刘歆为代表“更天命派”,主张西汉天命已亡,王莽应该顺应天命,取代刘汉建立新朝。另一派就是以甄丰为代表的“辅汉派”,主张王莽应该“行周公事”,不应该改朝换代。这两派斗了十年,最终王莽接受了刘歆等人的建议,受禅登基,改朝换代。
甄丰因此很失落,他就想和王莽分庭抗礼,先搞出了个“二伯分治”,王莽被迫接受了。接着甄寻野心爆棚,以伪造“符命”,谋娶“黄皇室主”。黄皇室主就是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的皇后,新朝的公主。
王莽为此大怒,下令抓捕甄寻,甄寻负案逃命,甄丰自杀。案件追查的结果是,包括“二伯分治”及谋娶黄皇室主的“符命”,都是刘棻等参与伪造的。因此,刘棻和刘泳被杀。
也有一种说法是,刘棻和刘泳纯属被利用,根本不清楚甄家父子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说,哥俩还是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实在辜负了王莽对他们的信任。
刘愔死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因太子王临谋反案被株连。案件起于一起说不清的“桃色事件”。王莽宠幸过皇后身边一名侍女,叫原碧,后来不知怎么搞的,王临跟原碧出现奸情。荷尔蒙减退后,王临害怕了,就想和原碧一起谋杀王莽夺位。
结果很快被王莽发现了,王临被迫自杀。但审讯过程中发现,王临之所以起歹心,源于刘愔的一个谶言:宫中将有“白衣会”。后人对这个“白衣会”的解释是,宫里将要有杀戮这样的大事发生,暗示皇帝可能要遭遇不测。于是王临就斗胆起意。
王临本人不通星象,刘愔是星象高手,很显然这句话出自刘愔之口。愤怒的王莽召来刘歆,对他说:“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因此,刘愔也被逼自杀!
十一年间,刘歆的三子一女都死于王莽之手,虽说事出有因,但年逾古稀的刘歆,面对儿女的悲剧结局,心中的悲愤、乃至愤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估计,刘歆的态度显然早已表露在外,朝中人人皆知,所以王涉和董忠才敢找他。
三、变天前的自保
刘歆抛弃友谊,选择与王莽决裂,仅仅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因素吗?我觉得不全面,要知道刘棻兄妹三人的死,责任在他们自己,怪不得王莽。尤其是王莽并没有因此改变对刘家人的信任,刘叠甚至一直在王莽身边做侍中。其中肯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此时的新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频临危亡了,王莽集团内部已经土崩瓦解,寻找新的出路,图谋自保,是朝中很多大臣的真实想法,刘歆也不例外。
本人对刘歆的学术成就无比敬仰,但作为政治家,我觉得刘歆真的一无是处,他既不懂权谋,也没有高于常人的行政能力。之所以能身处高位,除了王莽与他的私交外,他对新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思想宣传阵地的“吹鼓手”,他的“谶纬学说”为王莽代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王莽的“和平演变”,贡献了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和谐手段。
从本质上讲,刘歆完全算不上合格的政治家,他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也不能明晰社会矛盾的根源,只是死守他的“谶纬”理论,作为安身立命的法宝。
所以,当新朝暴露出种种败亡迹象时,他立刻“思动”,又抛出“汉室复兴”的谶言,说白了就是想再一次利用自己“通神”的学问,向新主子寻求一方保家安命的安乐窝。
面对这个大趋势,即便是几十年的友情,又怎能抵得住自身的利益诉求,更何况“杀子之仇”还给了他一块极好的遮羞布!
四、后记
关于新朝这段历史,由于所谓“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王莽及与他相关的人士,很多事迹被隐去,很多事件也语焉不详,政治倾向性的东西太多,造成后人解读困难。比如刘棻兄弟在甄丰案中究竟充当什么角色,还是有很多疑点,只能根据仅有的史料猜测了。
两千年过去了,王莽一直被“儒家思想”钉在了耻辱柱上,比较幸运的是,刘歆因为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历史对他的评价还相对比较宽容。不知道这对曾经的好兄弟,在地下能否相逢一笑泯恩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