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改制，早期蒙元政权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借鉴
提及蒙元，不可避免的便会想起其“四等人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者本族利益的民族分治。这与其统治力量有关，不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必行汉法，可以长久”，这可以从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国家中得到启发，如北魏孝文帝“改行汉制”便是为了缓和矛盾以更好的维护统治。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较野蛮的征服者往往不得不适应于统治存在下较高的“经济情况”，北魏、辽、金如此，蒙元也是如此。忽必烈早期汉化政策是积极的，对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学习加快了蒙元游牧社会向农耕文明转变的进程，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忽必烈改制背景
忽必烈改制乃蒙元政权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最具代表的便是其弟阿里不哥受蒙古保守贵族推举为大蒙古国大汗并由此爆发了四年战争，这里面反对汉化的保守势力便是阿里不哥一大助力。不难看出蒙元内部反对汉化的声音并不小，那么忽必烈为何如此坚持改制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五：
其母仰慕中原文化，忽必烈自幼便学习汉文化，以李世民为偶像欲“大有为于天下”，因此召集了大批儒家学士，如宋子贞、许衡、王鹗、刘秉忠等人，而此后这些汉族地主的支持也成了其击败阿里不哥的一大助力蒙元统治下的辽阔疆土急需更为高效的统治制度，此前落后简陋的政治军事联盟无法适应；且蒙古贵族将中原地区视为草场，农耕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汉族人口的比重之大是蒙元政权不可忽视的，改行汉制可以更好的满足统治大背景的促进下，辽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金国皇帝更是“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这两国的汉化都很大程度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延续蒙元政权有着汉化基础，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的宠臣耶律楚材便是汉化的倡导者，因此早期蒙元便有着汉化的实践，对蒙汉民族的融合起了推动作用
经济方面：游牧社会向农耕文明的转变
忽必烈即位便制定了以农桑立国的方针，试图改变此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且大力推广奖励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而不得不说，这一重农思想与其学习汉文化、重用汉人士大夫有着很大关系；且连年的战乱也消耗了蒙古大量财力物力，急需较为先进的农业经济来维护统治而非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奴隶制剥削方式。
就制定完善相关法规而言，地方方面便选任劝农官，其职责有巡视境内蝗灾、分配荒地、鼓励农作、水利建设管理、教授农学等等。此外，乡里地区也有着改革，推广农户互助形式的“锄社”便是代表。中央方面，则设立有大司农司以考察国家农桑水利，编修农事相关科学技术书籍等。就至元七年（1270年）这一年忽必烈便颁布了农桑相关制度条规达14条之多，可见其重农思想。
这一时期还一改此前屠戮骚扰汉民的政策，注重劳动力乃农耕文明发展这一基础。宋元战争对于中原户籍的影响便可反映这一现象，由原一千二百多户转为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余户，这与蒙哥“若克此城，当尽屠之”有着很大改变。
此外，鼓励农户及要求镇戍军开垦荒地、组织军民在边地屯田，“敕孟怀牧地，听民耕垦”，甚至此后开荒多者有免税等奖励。至元元年（1264年）对宋新附民诏“拨地土、衣、粮，给其牛、种”，并“诏蒙古户种田”，事实上这类鼓励垦荒措施并不在少数。
在农副业方面，忽必烈还规定鼓励种桑枣树木、养殖鸡鸭鹅鱼及栽种莲藕菱角等等，在各方面积极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问题。在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南道棉种植，而农业落后地区如云南，不仅仅派相关人员前往发展，还鼓励指导种植稻米、桑麻等。此外，还一再申令禁杀牛马、鼓励救济捐助行为、重用郭守敬等科学家以发展水利工程，以上种种皆为鼓励农事发展。
可以说，忽必烈对于农业方面的重视是此前蒙元统治者所缺失的，其劝课农桑不仅仅维护了统治稳定了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相关的科学文化及生产生活，加速了游牧部族向农耕文明的发展。
政治方面：制度更新，以中原王朝体制框架
事实上，蒙古早先的统治中心是位于漠北的和林，即使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夺回了和林，但其仍旧将统治中心转移至了中原地区的大都即今北京，可见其在政治方面对于中原的倾斜。为此忽必烈制定了一套“能行中国之道”，以中原王朝体制为框架建立了相关的国家机构及职官制度，是不同于此前蒙元统治者所采用的政体。
为加强皇权并确立皇位继承制度，忽必烈废除了蒙古传统的忽里勒台制度——古代蒙古负责推举部落首长及可汗的政治军事会议。而这提议便是汉族大臣张雄飞首先提出的，皇子真金因此成了太子，这也是蒙元首次以中原王朝立储程序来确立皇位继承人。
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总理天下政务，又于各路设置行中书省，分掌地方政务，归属于中书省管辖，行中书省管辖的区域即省级行政区划的雏形。此外，还设立宣抚司以主持日常军民政务、枢密院以主管军务、御史台以纠察百官，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忽必烈整顿了地方诸侯在封地内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以迁转制度代替蒙古此前地方官世袭制，扼杀了官吏世袭作威作福的不良风气。此外，忽必烈还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法律和检察制度，改变了此前蒙元时期地方长吏肆意害民的弊病。
蒙古统治人口相较于被统治者来说，还是相对薄弱，因此其军事力量便是重中之重，因此实行了兵民分治，使得“各有所统，互不统摄”，事实上这便是借鉴了中原王朝的世兵制，即强制部分乡民成为军户以世代为兵。蒙元政权疆域之辽阔迫使其设置通政院，建立驿站制度以传递上下公文，并为来往使臣提供生活所需及交通工具。
忽必烈改制建立下的相关国家机构及职官制度是以中原王朝体制为框架，与此前蒙元统治者所采用的政体有着很大区别，正是其强大的改革魄力才使得大一统的蒙元政权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入主中原的忽必烈“行汉法”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适应发展得以正常运转，一改此前落后低效的统治机制，有力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以维护统治。
文化方面：推崇儒学，以夏变夷
忽必烈夺取蒙古大汗之位有着中原地主知识分子的支持，且其本人对于汉文化也极为推崇，因此身边聚集着一批汉儒幕僚集团，自然文化方面也有着革新。汉儒幕僚辅助忽必烈推行汉化有着大时代的背景，蒙元政权统治下推广和普及儒学教育便是其时代使命，既可以实现个人抱负又得以延续华夏文化传统。
忽必烈幕僚姚枢曾救下一南宋乡贡进士，此人乃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赵复，蒙元程朱理学有着赵复的首倡之功。忽必烈时期正式创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以不同民族“因材施教”而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多民族教育体系，这其中许衡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忽必烈在位时期诸路学校众多，就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就达二万四千百余所，且各路设置有诸多学官以促进学术。此外，如医学、社学、书院等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是蒙元政权汉文化学习借鉴的表现。
忽必烈尊孔重儒，对于汉文化极其推崇，在各地兴修孔庙，此后程朱理学成了官方统治思想。忽必烈此举意在利用汉文化消磨汉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但客观上也保存延续了华夏文化，并加快了原始草原游牧文化向中原封建农业文化的转变。
早期蒙元政权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借鉴力度并不小，但此后李璮之乱及平章政事王文统与之勾结导致了忽必烈对于汉人开始猜忌而产生不信任感，其民族分治政策便是如此，元世祖初年曾以汉人史天泽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此后则规定“不以汉人为相”。
结语：
忽必烈早期汉化政策是积极的，对中原汉文化的学习加快了蒙元游牧社会向农耕文明转变的进程，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忽必烈改制下，劝课农桑的重农方针加速了游牧部族向农耕文明的发展，是蒙元稳定的重要保障。而“行汉法”的高效机制是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管理需求，中原王朝体制框架的学习借鉴是其中央集权强化的重要表现，有力维护了蒙元统治者。汉儒幕僚辅助忽必烈推行汉化有着大时代的背景，蒙元政权统治下推广和普及儒学教育便是其时代使命，既可以实现个人抱负又得以延续华夏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