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薛家李治和武则天为何设立东都，以洛阳为政治中心？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执政使其是唐朝承前启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继承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成果，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使唐朝国力和版图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的唐朝虽然强盛，但政治上却也是波动频繁，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的乱象。李治和武则天夫妇在治国时既要面对朝廷内部的纷争，又要面对国家和外部的敌人，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唐朝的前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小的政治遗产，两京制的建立便是其中之一。
所谓两京制，就是将国家首都政治中心分属两个城市的设置，这种制度在东汉时期已经存在过了。唐朝的两京制是起源于唐高宗李治执政时期，他颁布了《建东都诏》，称洛阳是“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于是改洛阳为东都，自此唐朝正式实行两京制。洛阳和长安分别为唐朝的两京，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这两个城市都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洛阳官员的品阶完全比照长安，在政治地位上等同，李治和武则天长期巡游于两地处理国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洛阳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才有所降低。
根据历史记载，李治设置东都是在武则天的建议下进行的。在此之前洛阳是陪都的地位，比不上作为京师的长安。显庆二年，李治终于斗倒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臣集团，全权掌控了朝廷大权，终于有了乾纲独断权威。在此过程中李治废除了王皇后的皇位位置，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并贬谪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恢复了皇权对国家的控制。独掌大权之后李治非常宠信武则天，他听从了武则天“东幸”的建议，并下达了《建东都诏》，开始了唐朝两京制的历史。从史书记载来看，此后李治和武则天频繁来往于两京，竟然达到六七次之多。
李治是很喜欢去东都洛阳的，他在洛阳修建了紫薇宫，一切都比照长安宫室的规模。就连最后去世，李治也是死在紫薇宫中。武则天改唐为周后，做得比李治还过分，她居然将洛阳升级为神都，政治地位在长安之上。有了两位皇帝夫妇的操作，洛阳在整个唐朝时期都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即便后来唐朝皇帝多在长安办公，但洛阳也保留着同等的规制和官吏，享受着帝国都城的殊荣。可是在古代社会交通并不便利的情况下，频繁来往于两京之间是很麻烦的。他们不但是巡游，而且要处理全国各地的国家大事，这就显得劳民伤财，自讨苦吃了。
很多历史学者对李治和武则天设立洛阳为东都的原因都进行分析，数百年来也有不少总结经验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也谈到了对唐朝政治和发展的影响力。然而这些文章也有不少不靠谱的地方，甚至有神神怪怪的的成分，让后世读者们哭笑不得。比如有的人说武则天是在长安的宫中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所以晚上经常做噩梦，梦到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冤魂报仇。武则天为了回避这个梦中的饿鬼，所以才建议李治“东幸”洛阳，并将政治中心迁移到这里。当然从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荒唐可笑的。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李治和武则天做出建立东都的原因，可以发现是多方面的政治利益相互促进的结果。首先，比较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两个京城是各有千秋的。长安从秦汉开始便是封建王朝的帝都，这得益于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关中平原处于群山环抱之中，东有函谷关和崤山之固，本地又是物产丰富，南通巴蜀大地，具有稳定的物资基础，是历朝历代首选的帝都之一。但长安也有劣势，它居于关中之地，陆上交通与中原隔绝，获取中原和江南、河北等地的资源比较麻烦，运输压力很大。
洛阳处于中原腹地，交通四通八达，尤其是黄河流域非常便利。通过黄河和大运河的运输，洛阳能同时得到中原、河北、山东、山西、江南的财富，可以说是聚敛天下财富的八成。洛阳从东周开始就是都城，周围人才汇聚，是人文政治的中心。洛阳也是天下有数的大城，固若金汤，兵精粮足，当初王世充便依靠此处与李世民争雄天下。可以说从政治的角度看，洛阳比长安更有优势。而从军事的角度看，长安比洛阳更稳固。两个大城是各有千秋的，当初李渊定都长安也是出于长安是隋朝政治中心的考虑，为了先得天下之大义。
很多人说李治和武则天选择洛阳为中心，是因为关中粮食不足以供给长安。而长安作为当时全球唯一的百万人口大城，出现粮食危机必然影响国家的稳定。这种说法其实是想当然的，因为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为基础，长安不可能出现粮食危机。事实上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便是以长安为中心的，那时候长安更加繁华，万国来朝，对于粮食和财富的需求量更大。得益于李治修建洛阳时顺便打通了洛阳水域与长安水域的航道，使得长安可以通过水运获得关东各地的财富，所以开元盛世时长安并没出先经济上的任何问题。
明明可以修建水上航道就能解决的交通问题，李治非得把都城搬到洛阳，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从这个角度看，李治设立东都洛阳显然不是单纯为了长安的交通和供给问题。从地理位置上看，李治恐怕更多的是为了政治上获得天下各族的认同。毕竟得中原者得天下是自古以来的古训，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皇帝在争雄天下时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洛阳荟萃天下精英，将朝廷搬到洛阳，形成政治上的中心，有利于唐朝吸纳天下的治国人才。而洛阳四通八达之地，与关东各地区联系紧密，对于控制和治理这些地方比长安更加的便利。
实际上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权利格局看，李治选择建立东都洛阳，更多的是考虑到了政治上冲破门阀政治的围困。之前的文章中反复讲过，从东汉末年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政治成为了短命封建王朝频繁出现的毒瘤，而李世民、李治、武则天三位则是突破这个历史周期律的主要人物。在唐朝建立之初，当时的政治格局还是门阀政治的状态，包括唐高祖李渊和隐太子李建成都是支持这种政治格局的。但李世民破天荒地突破了这个政治格局，利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政权，成为数百年来第一个未得到门阀集团推举，而强行上台的皇帝。
李世民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最终造就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在这些措施中，有不少是削弱门阀集团的。虽然因为时间较短的关系，没能彻底将这些门阀集团打垮，但却一定程度地压缩了门阀集团的政治空间。但门阀集团对政治的野心却没有降低，在贞观末年他们各自支持自己的代理人，引发了李世民之子李承乾、李泰争夺太子位的斗争，以至于发展到叛乱阶段。叛乱后李承乾获罪流放，李泰也被降罪夺取爵位，使得李治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在此过程中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左右了政治局势的发展。
从各方面的史料分析，长孙无忌实际上在贞观之治中逐渐成为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这个贵族集团实际上是从北魏末年开始形成的门阀集团，经过树百年的发展已经垄断了关中和山西各地的政治资源。在唐朝初年的朝廷中占据极大势力的五姓七宗等门阀世家中，属于关陇贵族的占据一半。长孙无忌能够左右朝廷的政治，甚至影响到李世民立储的选择，其根源力量便是来自于关陇贵族集团。李世民去世后，长孙无忌成为两大辅政大臣之一，依靠背后的这些资源成为朝廷权臣，几乎把新皇帝李治的权力给架空了。
李治一面采用韬光养晦的策略，一面拉拢许敬宗等李世民提拔的寒门官僚，再赢得了开国元勋李勣的支持，最终斗倒了长孙无忌等人，成功的夺回了皇权。李治虽然在政治斗争上成功了，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皇族中以高阳公主、吴王李恪等许多反对关陇门阀的皇族被长孙无忌迫害致死，使得李唐皇族的势力大为削弱。长孙无忌虽然失败了，但他背后的门阀集团还存在，在朝廷中依旧占据着半壁江山，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他们并不会甘心把朝廷大权还给李治，必然会找机会和李治争夺大权，如此一来皇位又会回到不稳定的状态。
而李治提拔的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寒门家族，和以李义府为代表的地主官僚，本身根基并不强，远远不能与关陇贵族等门阀集团正面抗衡。他们在朝廷中只能对门阀集团起到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并不能打破门阀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垄断。要打破这种被门阀集团围困的政治格局，李治必须引入更多的政治势力。他选择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建立新的政治中心，变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政治势力投靠，为抗衡关陇门阀贵族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个考虑也是未来武则天选择洛阳为神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政治斗争的安排。
洛阳四通八达，天下精萃汇聚，除了关陇门阀之外的门阀集团在洛阳也有极大的利益。在隋末的时候，除了关陇门阀之外，山东门阀和江南门阀也是与其并称的大型门阀集团。由于关陇门阀支持的李渊统一了天下，而山东门阀和江南门阀支持的势力在争夺天下中败北，所以这两家在唐朝朝廷的势力很小。即便房玄龄、魏征、程咬金等人与山东门阀集团关系密切，但都远远不能与长孙无忌的势力相比。这两个门阀集团的家族想要在朝廷中夺取更多的权利，却受到皇权和关陇门阀的压制而无法发挥实力。
李治把政治中心迁到洛阳，一方面是远离了关陇门阀的大本营长安，在政治上削弱其影响力，也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拉近了与山东门阀和江南门阀的距离，可以将这些家族的势力引入朝廷，强化自己的政治盟友，从侧面打击关陇门阀的既得利益。关陇门阀的势力被削弱后，寒门和地主官僚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样有利于李治和武则天组建自己的心腹团队。实际上后来武则天就是靠着自己拉起来的寒门和地主官僚班子，彻底控制了朝廷大权，将三大门阀集团踢到一边，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女皇帝的宝座。
可以说李治和武则天营造东都洛阳的想法，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坐稳皇位，控制住长孙无忌离开后留下的大权，是李治夫妇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天下不是只有关中平原，还有这广阔的中原、河北、山东、江南等地。李治通过建立洛阳，使得政治中心东移，也赢得了更多政治派系的支持，打破了关陇门阀垄断朝廷政治的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李治和武则天利用皇帝的特殊性，让门阀集团在内耗中逐渐削弱，而扶持寒门和地主官僚崛起，最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
新的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则代表新的官僚集团进入朝廷，打破了门阀集团家族垄断国家资源的政治格局，也标志着子东汉末年以来形成的门阀政治状态的结束。可以说李治建立东都洛阳，便是开启了打破门阀集团政治，开启新的时代的标志。他的这一系列操作比李世民更大胆，迈出的步伐更大，对历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在他之后武则天继续以洛阳为政治中心，扶持新的士大夫阶层与门阀集团对抗，最终使这个数百年来的历史周期律终结。如果没有李治夫妇的这一操作，恐怕唐朝又得回到门阀政治的历史周期律中，免不了短命王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