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如何评价公孙弘？他的一生有哪些争议？
公孙弘，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汉大臣，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他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为西汉后来“以丞相褒侯”开创先例。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孙弘少时为吏，牧豕海上，四十而学，谨养后母。汉武帝时期，先后二次被国人推荐，征为博士。十年之中，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先后被任为左内史(左冯翊)、御史大夫、丞相之职。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于相位逝世，谥献侯。其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曾著有《公孙弘》十篇，现已失佚。
人物评价
司马迁：①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 ②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班固：①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②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汲黯：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王政君：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
司马贞：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
欧阳詹：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
刘祁：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
蔡幼学：公孙弘为相，卫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
冯梦龙：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王夫之：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
黄宗羲：公孙弘虽诈，其以卜式输财助边为非人情，以睚杀人而郭解不知为甚于知，此是弘长处。
于慎行：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弘奏请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选择，以补右职。为是劝学有文之典，遂为历代所祖。其实自弘发之，可谓有功于经术者矣。世徒以其曲学矫情，薄其相业，而不录其功，亦非通论哉!
蔡东藩：①八十衰翁待死年，如何尚被利名牵!岂因宣圣遗言在，求富无妨暂执鞭?②公孙弘则智足饰奸，取容当世，以视董子辕固之守正不阿，固大相径庭矣。然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古今之为公孙弘者，比比然也。于公孙弘乎何诛?
柏杨：晁错……主父偃……凡是忠心耿耿、意图改革的人，都受到酷刑。而像公孙弘这种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却一帆风顺。和稀泥的人有福了，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官位外，什么都不关心。非关心不可时，只关心陷害忠良。
人物争议
诽谤汲黯质疑
根据《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曾经在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尤为喜欢马的武帝一时高兴，便即兴以神马作了一首祭祀太一神的《天马歌》。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获得了一种叫“蒲梢”的千里马，武帝又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由于太一是当时至尊的神明，因而太一祭祀是非常庄重的事情。时任中尉的汲黯因此谏言：“但凡王者创作乐歌，上以承继先祖，下以教化万民。现在陛下得到马就写诗作歌，并在宗庙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难道能明白这种音乐吗?”武帝听后沉默不悦。于是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陛下创作的诗歌，罪当诛杀。”
然而，汉武帝于渥洼水得神马发生在元鼎四年(前113年)秋，伐大宛得汗血马发生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春。 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汲黯于元狩五年(前118年)被迁往淮阳任太守，至元鼎五年(前112年)死于淮阳未曾回京。由此可知，武帝作《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9年，作《西极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21年，而汲黯已去世12年。再者，据《汲郑列传》及《百官公卿表》，汲黯不曾任中尉一职。
故公孙弘诽谤汲黯一事，疑非司马迁所载。真假有待考证。
擢左内史时间
造成公孙弘擢升左内史时间的迷雾的因素有有二：
其一：《史记·封禅书》及《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前134年)公孙弘第二次被征为博士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的元光五年(前130年)被征 发生矛盾。而《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及元光五年皆有举贤良诏。始通西南夷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年)， 公孙弘在元光元年或五年参与策问之后被武帝派遣至西南视察在时间上皆无冲突。又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分别记载的二岁中至左内史，一岁中至左内史，因此对于公孙弘擢升为左内史的时间产生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二年(前133年)、元光五年(前130年)、元光六年(前129年)四个时间段。
其二：唯一明确记载公孙弘擢升左内史时间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载的元光五年(前130年) 与《汉书·武帝纪》记载的元光五年举贤良时间发生冲突，虽然在《汉书》的公孙弘传记中将《史记》记载的“二岁至左内史”改为了“一岁”，与《百官公卿表》时间一致，然而《武帝纪》中载元光五年举贤良时间发生在秋八月。而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用新历法之前，秋九月即为一年之末，冬十月作下一年之始。 因此在仅仅剩下一月余的元光五年里，公孙弘没有足够充裕的时间通过郡国推举，再从齐地到长安，参与策问之后，又往返于长安与西南夷之间并进行视察工作，随后擢升左内史。故而《百官公卿表》所记载时间成立无疑与元光五年第二次入京，“一岁”抑或“二岁”中至左内史皆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