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武则天的“监察思想”：重视言谏，加强地方监察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她的一生称的上是传奇中的传奇，出身于庶族，却能两朝为妃，直至坐上九五至尊之位，行那改朝换代之事。身为女子的她，虽没有男子的体魄，但却有着比大多数男子都要强大的胆魄，以及不逊于任何帝王的治国谋略。

但因她是女子，所以历朝历代的史书对其往往是贬大于褒，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言武则天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想想连王夫之这位被誉为“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评价于武则天，更何况他人乎。

武则天画像

当然无论后世如何的评价于武则天，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的确善于治国，她统治下的武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为唐朝迎来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则天主政的这45年间，虽然统治内部矛盾重重，更有着血腥的激烈斗争，但整体而言武周的国力却是在稳步的提升着，李世民时期各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在循序渐进的被延续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谓是蒸蒸日上。

在政治上，武则天承袭着贞观年间严惩贪污的政策，广派“使者以六条察州县”，去考核州县官员是否清正廉洁，从而决定要任用与否；经济上，武则天也依然延续着李世民所定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策，她特意定下全国州县官员的考核要以所在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来作为考核，若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则赏，反之所在地区“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罚；军事上，武则天先是结束了唐与吐蕃之间对西域进行反复争夺的局面，后又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以此巩固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地区的管辖。

武周朝疆域

可以说大唐之所以有后来的“开元盛世”这样的全盛时期，这之中要论功劳最大的，绝对是少不了武则天的。如李绛所言“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名臣多出其选”，亦如郭沫若所言“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武则天的功绩注定是辉煌的，也注定是无人可否定的。

而武则天能以女子之身去统治天下，并取得如此恢弘的成就，这其中的因素是有很多的，比如她的政事处理能力很强，她富有治国谋略等等，但个人觉得无论何种因素，武则天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绝对是和她主政期间所奉行的“监察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开元盛世

武则天时期的“监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用酷吏

《尚书·牧誓》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意思就是母鸡在清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破败，借此来比喻女性掌权，颠倒阴阳，就会导致家破国亡。

所以身为女子的武则天在掌权后，自然时刻都要面临着朝中那些士大夫们的攻讦，甚至是兵变。因此武则天为了遏制，乃至是彻底消灭这些反对自己的朝中势力，她开始大量起用周兴、来俊臣等忠于自己的酷吏来监视朝中的“反武势力”。

而这些酷吏为了得到重用，那是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朝中的任何一位官员。他们不但编写《告密罗织经》，教唆自己的下属去陷害无辜官员，且还设计出了“定百脉”、“求即死”、“死猪愁”等刑具和“驴驹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方梁压髁”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折磨那些被诬陷入狱的官员，可以说在当时，只要他们落在这些酷吏的手中，他们几乎再无生还的机会。

来俊臣剧照

“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列传》)，这就是武周朝的酷吏。他们大肆制造冤假错案，诛杀反对武则天的文武百官，甚至到最后连对武则天忠心耿耿的狄仁杰、魏元忠等官员都不能幸免，逼得武则天亲自过问他们才得以脱离险境，但也是免不了遭贬的下场，从中可以看出此时酷吏的势力有多么的庞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于酷吏的重用，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武则天稳固了对于朝政的控制。“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唐纪》），因酷吏的存在，武则天才得以消灭了诸多对自己有异心的前唐旧臣，也因酷吏的残暴，那些反对她的朝臣再也不敢在明面上反对武则天的统治，因此武则天也得以可以随心所欲的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

请君入瓮

二、大兴告密之风

武周时期的武则天的“监察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允许和鼓励天下臣民告发王公大臣的不轨之心。684年，徐敬业叛乱被平定后，武则天“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遂下定决心要大肆诛杀有不轨之心的王公大臣，于是“盛开告密之门”（《资治通鉴.唐纪》）。

武则天剧照

“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禀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新唐书.酷吏列传》)，武则天为了让天下臣民都踊跃的加入到“告密者”的行列当中，于是给予了“告密者”特别丰厚的待遇。

她不但允许“告密者”可以使用原本只有官员才能使用的驿车，并且还会派专人护送他们前往京师，而在路途中他们还能享受到原只有五品官才能享受到的衣食住行的待遇（《资治通鉴.唐纪》载：“有告密者....供五品食”），而一旦告发属实，亦或者让武则天认为属实，这些“告密者”最高可获得"封爵"的奖赏，最低也能得到丰厚的钱财奖励。

而随着武则天给予“告密者”如此丰厚的待遇和回报，于是乎整个武周朝呈现出“揣后密旨，纷纷并兴”的景象(《新唐书.酷吏列传》)，一时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资治通鉴.唐纪》），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他们即使走在路上也不敢再与同僚交流，深怕“隔墙有耳”，然后被诬陷遭受那无妄之灾。

狄仁杰剧照

借助着这等风靡全国的告密之风，武则天得以几乎完全的掌控住了天下臣民的动向，当时只要谁稍微流露出一点点的异心，武则天就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借此也就能在最快的时间做出反应，也就得以稳固自己对于天下的统治，并也能够从容的对国家进行治理。

三、加强地方监察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地方上稳定与否就直接关系着一个王朝兴盛与否，甚至是存在与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尤为重要。而要想控制住地方，中央就只能靠各地的地方官，如果地方官清正廉洁，则这个地区势必就能繁荣稳定，反之如果地方官贪污腐败，则这个地区势必就会民不聊生，所以对于地方官的“监察”是历代皇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最重视的一个环节。

监察御史

武则天主政前，唐对于地方上的“监察”不能说不重视，如贞观八年，唐太宗就派李靖等13位朝中重臣为“黜陟大使”，前往各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再如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就又派诸多大臣以六条巡察全国各地，考核官吏。

可以说自唐建国以来，唐朝的皇帝对于地方上的监察是十分重视的。但是这个时候，唐朝对于地方的监察却也存在着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这些在地方上有监察权力的官衔都是临时性质的，并不是固定的，所以并不能达到完全监察地方的目的，一旦皇帝不派遣官员去巡察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将陷入无人可监督的局面。再者也因是临时性质的官衔，所以朝廷并没有律法能对其进行约束，也这也就很容易造成监察地方的官吏与地方官狼狈为奸，中饱私囊。

因此，武则天主政后就着手开始对唐朝的监察系统进行改革。文明元年，武则天先是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又将“肃政台”分为左右。其中左肃政台掌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掌纠察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之后不久武则天又赋予了左肃政台“察州县”的权力。

唐朝御史台

而在左右肃政台建立后，武则天就规定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侍御史需一年二次(春秋两季)定期对全国各地进行巡察，其中春季曰“风俗”，秋季曰“廉察”，在巡察的过程中他们可根据武则天所定下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对地方官吏进行纠察(《新唐书.百官志》载:“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

完成考察后，御史们需将在巡察过程中所纠察的情况汇报给武则天，然后武则天就会根据各地方官的表现来“赏其当赏，罚所当罚”，若是清正廉明者，就加以重用，若是贪赃枉法者，就严惩不贷。

可以说就是在武则天这样的赏罚分明下，全国各地的吏治情况为之一振，如《资治通鉴》所言：“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在武则天对地方监察的重视下，地方的吏治越发的清明，社会开始步入快速的发展，武周朝的国力也开始稳步的提升。

武周官员

四、广开言路

武则天对于武周中央、地方的监察，除了靠别人，也靠自己。她十分重视自唐初以来就存在的“言谏制度”。

武则天主政之后，为了让那些敢于诤谏的直臣能够更加方便的进行诤谏，同时也为了鼓励百官直谏。在686年二月，武则天就在朝堂上设置了一个铜匦，借此方便与鼓励群臣上书言事（《资治通鉴.唐纪》载:“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这个铜匦有四个口，东边的叫“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边的叫“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边的叫“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边的叫“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唐纪》）。

这个铜匦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见箱”，只要你有意见就可以写下纸条然后放进去，可署名也可匿名，之后武则天就会让人从这个箱子里取出写下各种意见的纸条，然后从中挑选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以说这种制度显然是有助于武则天实时了解到朝堂之外的武周朝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吏治、民生、经济等，而借助这这个也显然有助于武则天对于武周朝的治理，它可以让武则天有针对性的颁布各项诏令，来行之有效的治理国家。

武周铜匦

当然武则天对于“言谏”的重视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她的“从谏如流”可丝毫不比李世民差，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武则天都能够听得进去大臣们对她的劝告，并采纳。

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中就记载了武则天“从谏如流”的一件事情。

久视元年闰七月的某一天，武则天想要修建一座特别巨大的佛像，但因耗费巨大，所以她下令让天下僧民每天都出一钱来赞助大佛的修建 ，这个时候狄仁杰就上书直谏，他说道这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僧尼的钱都是来自于百姓的，这就等于是平白无故的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且“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再加上这几年武周朝又是“水旱不节，征役稍繁”，所以狄仁杰建议应该“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费”，这个时候武则天在沉思片刻后，就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于是“乃罢其役”。

武则天佛像

纵观武则天的一生，她对于敢于直谏的臣民都是极其重视的，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只要是对的武则天都会尽量的采纳，而即使是错的，且言语上就算对她有所冒犯，武则天也都一概不与其计较。纵观史书，几乎就找不出任何关于因直谏而被武则天惩罚的记载，从这点来看武则天的确是很重视纳谏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武则天对直谏臣民的宽容，最终也让“直谏”在武周朝蔚然成风，为此武周朝的吏治也就变得越发的清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的“监察思想”存在着极端的残酷性，在重用酷吏上，就因武则天前期对酷吏的纵容，所以导致被冤杀的臣民不计其数，如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刑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旧唐书.酷吏传》)，亦如来俊臣“按刑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旧唐书.酷吏传》)，可以说从这点来看武则天是有着大过的。

武则天画像

但是瑕不掩瑜，武则天主政期间对于“监察制度”的改革与重视“纳谏”，也的确是让武周朝变得吏治清明，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更是稳步提升，并最终也促成了唐朝全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到来，所以从这点来看武则天的功劳却也是巨大的，且也是功大于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