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章楶使用了什么计谋来袭扰西夏军队、破坏西夏经济？

宋朝时期，章楶使用了什么计谋来袭扰西夏军队、破坏西夏经济？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军功赏赐是中国古代帝王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主要手段，“自古帝王，以恩威驭将帅，赏罚驭士卒”。军赏源于先秦，备受兵家推崇，“壹赏则兵无敌”，被视为激发士气的关键因素。

章楶作为主帅深知优赏军功对于激励将士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及加强诸路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优加殊赏，以风诸路”的优赏军功策略。章楶优赏军功的策略是在环州之役后提出的，目的是建议北宋朝廷嘉奖环州之役中的有功人员。

元祐七年（1092）十月二十八日，章楶在《保明西贼入寇环州诸将功劳乞优加推恩状》内提出：“若只以常法论赏，恐未足以劝死战破敌之人。况夏贼举国入寇，事势不易，伏望圣慈特赐优加殊赏”。

又进一步提出：洪德之战，贼军数十万，折可适等三将并本砦人马共不满九千，多寡不啻三十倍，卒能摧锋破敌，使贼遁去，若非人人死战，岂能成功？

诸将及城砦官并部队将汉、蕃使臣等，若用常法计校亡失斩获为数，少推恩赏，则恐无以劝勉非常奋命之人。认为朝廷若用常规的计算亡失斩获的军功统计与赏赐规定，不足以激励奋勇作战的将士。

因此他主张北宋朝廷要对作战积极的有功人员“优加殊赏”。章楶提出该主张是与军功核算与赏赐规定的制度不合理有关。

根据章楶《保明西贼入寇环州诸将功劳乞优加推恩状》小贴子中的论述，“诸将下共斩获七百余级，夺到马六百余匹，驼九百余头到官。其落崖扑死及散在民间，不在此数。及夺到监军已下铜印共二十四面，伪国母梁氏随行衣服龙牌等”。

可见环州之役后诸将所报的斩获数量并不多，然而这个数据明显无法真实反映宋军诸将的军功。首先，这个斩获数中不包含“掉入沟涧”“坠入坑谷”“落崖扑死及散在民间”的敌军；其次，斩获数只统计了杀敌数量，而无法统计伤敌数量。

再次，这个斩获数无法反映宋军诸将对于解环州之围、抵御西夏入侵发挥的作用，以及由于战争取得胜利而避免的人员、物力、财力的损失。军功核实与赏赐制度的不合理难以发挥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作用。

因此，章楶主张打破以往“计首论功”的限制，对作战积极者“优加殊赏，以风诸路”。章楶“优加殊赏，以风诸路”军功赏赐思想也表现在另一个层面，即主张对邻路负责策应牵制及应援的有功人员也要进行适当嘉奖。

章楶在《保明鄜延、泾原两路策应功状》说到：贼之出塞也，虽遭折可适等邀击失利，而所以不敢迁延者，李浩追袭之兵直前，两路之兵相差以进，军伍争奋，声势益大，宜其西贼之狼狈遁去也。

功有相因而成者，正谓此也。其姚兕以下策应将官、部队将等使臣，欲望圣慈特赐等第推恩，以激忠义，则今后一路被寇，必有争先赴急解纷之人，所补不细。泾原、鄜延策应统领官、将官、部队将、蕃官等继李浩所领兵之后，追粘策应，内有无斩获之人，不敢辄入功状。

或蒙朝廷录其忠劳赴急解纷，即乞特降指挥，取索职位、姓名。又两路策应之兵，虽诸将兼程倍道以赴其急，皆逐路帅臣公心体国，不分彼我，遂能及事。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契勘元发遣策应兵马帅臣职位、姓名，稍加褒录，以风诸路。

章楶认为军功是“相因而成”的，因此要对负责策应牵制及支援的邻路有功人员论功行赏，从而激发邻路将士的作战积极性，使陕西诸路再次面临“一路被寇”的情况时，其他几路能积极策应牵制，缓解被寇路分的防御压力。

宋朝官方承认的军功赏格十分具体，但在军功赏赐的评议与管理的实践中，又显得过于具体而忽视了影响战场胜利的其他因素，如群策群力、互相配合。负责牵制策应的军队往往不在正面战场，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但这部分军队在敌军后方或侧翼的运动确实为敌军作战带来了后顾之忧，从而缓解己方正面战场的压力。

北宋陕西诸路负责牵制策应或应援的邻路军队往往要长途奔袭赶赴作战区域，应援过程中还要防止西夏军队“围点打援”，但应援结果可能会因战役的进程无功而返或是“劳苦功低”。

而同时按照宋朝军功的评议标准，这部分军队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得不到重视，军功或是没有，或是功赏不符，这样的情况势必会打击前线将士的作战积极性，影响之后协同作战的成败。

由于得不到军功赏赐，更有可能发生负责牵制策应的军队贪功冒进，主动出击的情况，会打乱整体作战部署。总之，章楶“优加殊赏，以风诸路”的军功赏赐思想照顾到各方利益，对于提升士气、凝聚军心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环庆路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严峻的边防形势，章楶采取“浅攻”等经略措施，亲自指挥环州之战并取得胜利，并在战后积极核实军功，为相关人员请功，不仅对于激发沿边兵将的作战热情、提升军队战斗力，而且对于巩固环庆路边防、抵御西夏入侵发挥了巨大作用。

“浅攻”策略在章楶经略西北边防时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收到较好的效果。章楶在经略环庆路期间，由他主导发动了一系列对夏的“浅攻”。

章楶曾于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己酉，派“环庆路都监张存、第二将张诚、第三将折可适统兵出界，攻讨韦州辣韦疆、安州川霄、柏州及延州祖逋领不经掌等处贼众”，韦州是西夏静塞军司的驻地，不仅是重要军事要塞，还是“当时尚为富饶之地”。

元祐七年（1092）二月庚辰日，派“环庆路第七将折可适统兵八千九百余人入生界，讨荡韦州监军司贼众，斩首七十级，生禽四人，获马、牛、羊、骆驼等凡二千一百三十余口。”元祐七年（1092）三月，“丙午，环庆路经略司准备差使马琮等，领兵出界攻讨叶结贝威野砦，斩大小首领二人，首级五十”。

元祐七年（1092）七月丁酉日，派“环庆路第三将折可适统兵六千出界，于丁嘊破贼，获级四百四十九，生擒七十三人。”

元祐七年（1092）三月，命令折可适等人执行“浅攻”，折可适俘虏正副首领二人、三十头骆驼和超过三十头牛羊，焚烧超过千顶帐篷。“知庆州章楶数遣轻兵出讨，斩获甚众，并边部族，不敢宁居。”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有效打击了西夏军对，还对西夏沿边地区起到了震慑作用。事实上，新党于绍圣元年（1094）回朝以前，宋廷已于元祐六年（1091）颁行法令授权各路经略使“浅攻”。

然而，“浅攻之计”的实施对宋朝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即使允许边将浅攻，也是多有约束。

如元祐七年（1092）八月，宋廷诏“诸路经略司，密谕诸将，除严设堤备以防寇至外，并仰巡护人民，先远次近，并力收获。若别无西贼侵犯，不得贪逐小利，轻易出兵，却致引惹，损坏田家”。

北宋朝廷之所以颁行此诏就是因为“先是有诏许诸路择利浅攻，而边将频出兵讨掳，多杀老小，虑诸路贪功致寇，故因防秋，复加条约”。

总的来说，在宋军多次行动下，西夏损失的农作物和人口不计其数。西夏入侵环州就是西夏发动的报复性军事行动，这恰好说明章楶推行的“浅攻扰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本上达到了袭扰西夏军队、破坏西夏经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