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东集团确定核心区到李存勖大肆扩张，“义儿制”为何如此重要
唐僖宗中和三年，李克用因镇压黄巢有功被擢为河东节度使，由此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逐渐脱胎而出所谓“代北集团”。此一集团由不同的人群组成，需要差序性的地位占有方能区分贵贱之别，其领导者李克用的地域出身决定了居于中心的势力群体。
但与核心统治者有着特定血缘关系的人物毕竟只有少数，这点需要注意，因此拟制亲缘关系的兴盛既伴随有胡族传统的影子，从中亦能折射出传统部族式联盟向等级制政体转变过程中的时代交融。
“义儿”的出现代表了沙陀人对统战能力的重视，由上而下的统合要与简单的归属于某一领袖的威严之下相区别，它主要当指文化上的归心力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从河东集团确定核心区到李存勖大肆外向扩张，“假子制”都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
一、“义儿”的出现
一个周知的事实是，欧阳永叔在《新五代史》中专辟一卷设《义儿传》录有李克用厮养“假子”八人。据新近的梳理来看，克用所纳“义儿”的总数达到十二人之多，或可推测这只是见诸史乘的“冰山一角”，毕竟武皇起自云、代以来即“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真实存在的数量也许远远多于可纪者。“义儿”中以“嗣”为行辈的人数较少，计有嗣昭、嗣源、嗣本及嗣恩四人，皆为《新史》所录。而以“存”字辈的例子则颇多，估计有存信、存孝等十人，多数没有本传，散落于史籍之中。
饶有趣味的是，“存”字的赐予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节点，即沙陀军入关击败逆巢后不久。据史籍记载，首位“义儿”李存信“从武皇入关平贼，始补军职，赐姓名”，其得名显然在中和元年克用率上万蕃汉军队出石岭关之后。纳入我们视野的另一例李存孝，《旧史》对其得名没有明确记载，《新史》则云“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给事帐中，赐姓名，以为子”。
存孝归于克用的系年不太好确定，有咸通十三年的“由是沙陀侵掠代北为边患矣”与大顺二年三月的“大举兵讨赫连铎于云州”两种选择。这里的答案显然应为前者，因为文德元年有存孝受命领军支援协助李罕之还击河阳之事。
虽然对存孝归入克用麾下的断限殆无异议，但其进入假子系统的时间似不可信从欧阳修的意见。即使赐名本身有以拟制血亲纽带扩充“假子”数量的目的，然其内部应包含一种奖励动机，否则便易流于草率而难以激奋人心。
存孝被收于帐中后旋即被赐姓名应该不太可能，比较信实的契机当从《旧史》所记“从武皇救陈、许，逐黄寇，及遇难上源，每战无不克捷”，在戡平贼寇的之外又多了一层护驾功勋。因此，笔者认为存孝被赐姓的时间应类似于存信，在入关平巢之后。与之类似者是李存进。
《新史》描述他的起家经历道：“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一样的，这种说法难以信从，倒是之后的“从太祖入关破黄巢，以为义儿军使”符合我们的推测。
此外当然也有非因平巢之功得享荣名之人，如李存进与李存贤皆于景福中被赐姓名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知，“存”字辈假子的出现应不早于881年，重要的是其下限为何我们知道，所谓假子指的是类似亲子之人，其勾连工具是“名”，亲子姓名的确定应是赐予假子姓名的根据。
换言之，若无名为“存某”的亲子出生，就不可能出现以之为行辈的“义儿”群。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假子被赐予姓名的时间早于亲生子嗣的出生，钩织拟制血亲关系的要素便会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知道，长子李存勖生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冬十月，恰好前一年六月黄巢在沙陀军队的追击下殒命于泰山虎狼谷，不难想象克用在返回河东基地后进行了一系列表彰活动，而不久之后存勖的降世又为他集中赐予一批战功卓越之人以超凡的父子关系提供了条件。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存”字辈“义儿”出现的时间在光启元年十月之后。
二、“义儿”成为权力争夺的助力
厘清“存”字“义儿”出现的时间后，有必要对“嗣”字辈的“假子”们做一解说，此类人物有嗣昭、嗣本、嗣恩、嗣源四人，关于其赐名时间，笔者认为应当集中于乾宁年间。首先看李嗣昭。李嗣昭，本姓韩氏，原为克用弟克柔养子。
《义儿传》说“后更名嗣昭”，不知具体所指，《旧史》则云：“乾宁初，王珂、王珙争帅河中，珙引陕州之军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将兵援之”，可知其于乾宁二年之前过继克用为子。
嗣昭等人被赐名的时间相当集中，其中应该含有某种动机。揆诸史籍，乾宁元年克用爱子李存孝因叛乱为其父所杀吸引了笔者的目光，此事似对克用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为了在重用诸义儿的情况下钳制其行为，克用又收养另一批假子以分其势，其中“嗣”字为其区分标志。“存”字辈与“嗣”字辈“义儿”的先后出现代表了李克用扶植忠于自我之核心力量的努力，拟制血亲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加强领导者与将领之间的关系，亦能加速河东势力由低级部落联盟向高级政治体转捩。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等级制政治体的草创阶段，领袖的权威力量怎么被强调都不算过分。领导者类似同心圆的圆心，所有的服从都因与其有连接关系而存在，当中心镂空，周围力量就会应势而起。若将此逻辑运用到河东集团领导者的嬗替中，不难发现存勖掌权伊始面对的巨大压力。
天祐五年正月，李克用薨于晋阳，留监军张承业、大将吴珙及李存璋等辅佐少主李存勖。存勖继嗣王位，摆在面前的局势并不乐观。沙陀集团内部有能力争夺王位者，一为以克宁为代表的诸叔父。因沙陀人内部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如嗣源夺取庄宗帝王后即宣称“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此外，史称武皇在世末年“凡军政皆决于克宁”，故存勖不得不对其心生忌惮。
除此之外的另一群体是年齿稍长的“义儿”。克用亡后，不少“义儿”表现出不支持的态度，史云“初，武皇奖励军戎，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各有部曲，朝夕聚谋，皆欲为乱。”面对这种局面，存勖必须耐心等待时机，“帝方居丧，将吏不得谒见”的记载一方面说明新主着力塑造孝顺的形象，另一方面亦可解读为存勖在观望各方态度。
待颇具威望的张承业明确表达出支持时，存勖方听断大事。但这还只能算是小考，等到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纠葛在一起时，存勖必然要经历的大考才会到来。果然，在存勖继为晋王的第二个月，克宁便在克用养子存颢、存实的唆使下反迹毕露。
如果克宁一方的阴谋得逞，王位易主不无可能，幸得史敬熔提前将其计划告知存勖，方使后者先发制人，诛之靖难。此事之后，托孤重臣中与武皇有拟制血亲关系之人只剩下戡乱功臣李存璋，他后来被授予“河东马步都虞候，兼领盐铁”，掌握军政大权。在与李存璋的合作下，存勖着手整顿代北旧部。
虽然如此，但李克宁协同存颢、存实叛乱一事还是在存勖心中埋下了肃清乃父“义儿”的种子，这通过将其调离权力中心实现。早在天祐五年，克用“假子”李存贤即“权知蔚州刺史”，是地位于抵御吐浑的前线。
之后，存贤相继在地处晋方势力圈边缘的沁州、慈州等地履职，直至存勖称帝初期的同光二年，存贤又被调离权力中心洛阳，去往幽州任卢龙节度使，最终卒于此地。另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是李存璋。天祐十二年存勖入魏，政治中心陆续转入此地，此时却调存璋为“大同防御使、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最终卒于偏远之云州。
此外，如李嗣恩、李嗣本、符存审、李建及等人都陆续被调离权力中心去往边地负责守疆大任。如此看来，虽然可将存勖此种做法看做有功无疑，但也不应忽视其即位初期的系列事件在其心中留下的一片阴影。
除了将“义兄”发配到边地之外，存勖也通过其他手段削弱其影响力，如天祐十二年向李嗣源索要元行钦之事即为一例。
此外，存勖亦陆续吸收一些降将为自己打造自己的势力圈，借以稀释“义兄”们对权力的占有，如袁象先被赐名李绍安、朱友谦被赐名李继麟、张从训被赐名李继鸾、赵德钧被赐名李绍斌等，值得注意的是，从长子李继岌的名字来看，上述前两例应具有“义儿”身份与待遇，而后引“绍”字辈的群体乃是存勖有意为之，意在将其排除于宗室界限之外以标明嫡庶之别，如此一来就为皇位的平稳传递创造了条件。
历经一系列操盘，存勖基本将武皇时代甚有威权的“义儿”沙汰出权力中心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忠于自己又不至对继承人造成较大威胁的“近（类）宗室”群。
总结
“义儿”从最先的政治体制改造工具与对外打击力量转变为威胁皇权的存在，充分显示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千差万别。最初，“假子制”是统合部族以方便作战的必要选择，以家父长制的主从关系为连接纽带，围绕在领袖周围的主干力量被大大扩充。
与沙陀三部落中的其余部分相比，“义儿”群体的存在符合统治者提高自身地位的意愿一一此举非但可以增强军事作战能力，亦能加速平行的主次关系向垂直的等级秩序之转变。嗣昭等人在河东集团南征北战的历程中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说明它符合特殊时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