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问题描述是有问题的。
荀彧死后,次年(213年),曹操才改九州制,接受魏公,九锡。
关于“重置九州制”,早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得冀州后,就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个建议,曹操不敢决断,而是拿这个议案送给荀彧,被荀彧否定后,曹操还写信给荀彧表示感谢。
荀彧阻止九州议。
《三国志·荀彧传》: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荀)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原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
曹操给荀彧道谢。
《后汉书·荀彧传》:(曹)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
——由此可见,有荀彧在汉廷,曹操不敢在制度上越轨。
陈寿在《荀彧传》中写荀彧死后:明年(213年),太祖遂为魏公矣。算是点睛之笔了。
2
再说曹操欺压天子,杀贵妃这事。
“欺压天子”,我之前写过一些意见,我认为曹操专权是一个渐进过程。例如曹操去见天子还得接受虎贲交戟迎接的仪式,曹操对此不安,也只是采用消极不去见天子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马上翻脸,把虎贲全部换成自己的人。
史书上说曹操把汉献帝身边的人全部换成自己的人,这个当然是可以有,但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陈琳写檄文说曹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要知道献帝东归时,虎贲都被打光了,曹操加点兵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这到底是“宿卫”,还是“拘执”,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联系到当时形势,河北袁绍这个最大的劲敌都没有消灭,曹操也不可能做得太过分(制度改革上)。陈琳檄文中提到建安后曹操的丑事,也就三件:杨彪冤案,赵彦被害,挖坟敛财。满篇文章到底还是跟权势、钱财有关。
3
至于董贵人(不是贵妃)故事,她是因为“董承反曹案”被牵连诛杀,董承联络朝廷中一帮人要搞死曹操,曹操发觉后才痛下杀手。
在这里我提一些董承和曹操的关系。
建安元年正月,曹操想进京,派出去的曹洪被董承拒绝了。同年八月,董承在雒阳与杨奉、韩暹争权不力,采纳董昭等人意见,又招曹操进京。九月都许,董承拜卫将军,曹操让大将军给袁绍,自己拜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四年,曹操与袁绍大战前夕,拜董承为车骑将军。同年董承密谋反曹。五年正月,董承事泄,曹操诛杀董承。官渡大战开始。
从曹操在199年还让车骑将军给董承来看,曹操是想拉拢董承的(此时曹操并不知道董承暗中做的事),但是董承却想杀了曹操,取而代之。
所以说:董承和曹操之间,最简单的就是两人争权的关系。再就当时形势进一步说,不论董承、曹操,还是河北的袁绍,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想做权臣。
董承的优势是女儿当了贵人,当初东归之时,他还暗中叫人去趁乱刺杀伏皇后,其目的显而易见,自己要取代伏完(伏皇后之父)的地位。
董承这个人实在是权势熏心。
在董承案前后,荀彧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选择帮助董承的。相信董承是好人,是忠臣,大概是受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董承故事的影响吧,毕竟刘备也参与了“衣带诏”。
4
在董承案后,曹操赢了官渡之战,再往后三四年,曹操扫平河北,开始经营冀州,此时的曹操已经开始转变了,荀彧作为汉廷的尚书令,同时又是曹操故吏,他一直都是想在其中周旋,减少/减缓/劝阻曹操的集权之路。
曹操也是从妥协→试探→改变一步步来,在这期间,曹操还想让荀彧当上三公,增封,荀彧都婉拒了,但是曹操身边更多的人是希望曹操能够做得更大更强,例如董昭劝曹操重置“建封五等”。
随着时间推移,荀彧发觉无法阻止曹操的脚步,终于在212年,两人的矛盾终于爆发。
曹操授意董昭去找荀彧谈“曹操封魏公,受九锡”的事,被荀彧一口回绝,曹操意不能平。
《三国志·荀彧传》: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荀)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同年,曹操将荀彧招至谯县,两人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曹操去了濡须讨伐孙权,荀彧留在寿春,用生命为两人的前途做了“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