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以《清明上河图》隐谏宋徽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下的隐患
众所周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分别是《洛神赋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汉宫春晓图》、《百骏图》、《步辇图》、《唐宫仕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和《千里江山图》。这些画作，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丰碑，而且是跳动的音符和乐章，记载着和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清明上河图》宽为24.8厘米，长为528.7厘米，以绢本设色和长卷形式展现，生动记录了12世纪时北宋都城东京（今属河南省开封）的繁华景象。在画卷中，除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还有船只、桥梁、城楼、酒肆以及大量的牛、骡、驴和车、轿、哨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整幅图画大气磅礴，恢宏逼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经济繁荣之势。根据史料记载测算，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时的GDP总量约为266亿美元，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3%，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如果您对这些数字没有具体概念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八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时，清朝的人均GDP仅为600美元，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均GDP也只有1250美元。
作为上承唐朝和五代，下启元朝和明朝的朝代，两宋绝对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属于整个华夏文明的璀璨夺目时期。难怪，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国学家陈寅恪曾在《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言中这样表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今天，文史不假带您走近并且走进《清明上河图》，一起回顾曾经的历史过往。作为中国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它由北宋的宫廷画家张择端所作，属于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中，“清明”二字被很多人误解为清明节期间，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和清明节没有任何的关联，完全是张择端为了奉承宋徽宗赵佶而取的“盛世清明”之意，完全是为了拍马屁的需要；“上河”中的“上”字也不是动词，不是前往河边的意思，而是指都城东京的汴河。
在现今出土的许多北宋墓葬中，经常会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比如犁、耧、耙、镰、钩、锄等。据此不难推断，当时的农耕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工具的增多，必定能大幅增加粮食的产量。
宋朝自从立国以来便高度重视水利和灌溉，修建了大量的堤堰和水坝灌溉农田，比如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和钱塘江堤等。以钱塘江堤为例，它前后被修筑了多次，最终具备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而且保证了周边农田的灌溉。
到了北宋中后期时，随着国家战乱的减少，随着耕种和灌溉技术的更新，农业水平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粮食产量更是大幅增长。宋神宗以后，国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亿以上，国家的耕地面积也已经达到了七亿亩。
关于这点，《清明上河图》中也进行了真实的诠释，随处可见的酒肆和饭馆，以及城郊的农耕景象，都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状况。而且，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原先种植于北方的麦、粟、黍、豆都开始推广到了福建和广东等地，原先种植于南方的水稻和甘蔗也都推广到了北方地区。
除此以外，北宋的各种经济作物也非常繁多，比如茶叶、水果和棉花的产量也越来越大。这些现象，无疑都极大地繁荣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一切的根源所在，自然为北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才有了繁荣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业。
从《清明上河图》不难看出，汴河两岸到处都是茶楼、酒肆、饭馆和妓院等，到处都是熙熙攘攘和接踵而至的客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的商业水平。据《东京梦华录》这样记载:
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自赵匡胤960年通过“陈桥兵变”立国以来，北宋就确立了“重农不抑商”的政策。之后，虽然更换了数代的宋主，但这一政策始终得到了延续，朝廷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从来没有限制过商业。
“宵”是指夜晚，“禁”是指禁止，所以“宵禁制度”就是禁止夜间活动的制度，从唐朝起固定推行，北宋建国之初也被继续沿用。不过，为了大力发展商业，宋太祖赵匡胤下旨放宽了这项禁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从此以后，东京的商人再也不用担心夜间的宵禁限制，基本上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商品交易和商业活动。对于严格禁锢百姓思想和行动的封建社会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几乎没有政治地位可言。自战国时期形成“奖耕战、抑商贾”，到西汉时期形成“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再到唐朝时期形成“工商杂类不得与士为伍”，这些都是对商人的歧视。
在北宋时期，统治者逐渐放松对商人及其后代的限制，提出了“有奇才异行者应试”的政策。因此，商人及其后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借此机会实现身份的转变。
讲完了北宋的商业，再聊一聊它的手工业。先说纺织业，在北宋元祐初年时，全国的丝织产量就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万匹左右，而唐朝时最巅峰状态也就七百五十万匹左右，两者差距一目了然。
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的瓷窑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主要以汝窑、钧窑和定窑为主。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中，大致分布于全国的170个县，仅宋朝就占据了其中的130个县。
除了纺织业和陶瓷业，矿冶业在北宋的手工业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规模的扩大和工艺的进步，涉及到了金、银、铜、铁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信州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
面对“重文轻武”的局面，北宋的文化空前繁荣和盛行，由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于是，湖北蕲州蕲水县的一介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升了刻印书籍的效率，也成就了中国的一项四大发明。
在北宋的交通工具中，畜力是最常用到的一种，比如牛、驴、骡和骆驼都是主要的牲畜。由于国家长期缺马，将有限的马匹基本上全部充作军用和官用，民间的农耕很少出现马。
插一句题外话，我们在观看《水浒传》时，像武松和李逵等梁山好汉们经常会在饭馆提到“切二斤牛肉，来一坛好酒”。事实上，这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宋朝严禁擅自杀牛，任何酒馆都不会有牛肉出售。据《宋刑统》记载:
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
虽然畜力是北宋最普遍的交通方式，但船运才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从《清明上河图》也不难看出，汴河的码头上络绎不绝的船只，充分展现出了当时交通业的发达。
通过翻阅史料，我们得知当时东京的船运主要依靠四大漕河，分别是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其中，汴河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它自西流入都城，然后向南汇入淮河，主要负责联通淮南、江浙、湖广和四川等地。据《宋大诏令》记载:
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
除了内河运输，北宋的海外贸易和运输业非常繁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最积极的时期。为此，朝廷还专门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将商品输送到了朝鲜、日本、南洋和印度等国，最远还抵达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北宋通过金、银、茶叶、丝绸、药材和瓷器等，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比如象牙、琥珀、香料、犀角、蕃布、珊瑚、玳瑁、玛瑙、苏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货物首推香料。
在《清明上河图》中，一家名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店铺非常显眼，就属于经营进口香料的顶级奢侈品店。由于价格昂贵，这里只针对上层贵族和商贾巨富，其余平头百姓们根本无力问津。
由于北宋坚持“尊儒尚儒”和“重文轻武”，因而对于士族和文人格外优渥，直接造成了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为了吸引这些“优质人群”前来消费，各种各样的酒肆、茶坊，甚至是妓院都开始附庸风雅，培养出了许多色艺双绝的交际花，比如李师师和谢玉英等人。
通过《清明上河图》还能看出，汴河沿岸的娱乐业十分繁荣，比如说书的、唱曲的、弹琴的、杂耍的和算命的等。这些场所和人员，也成为了北宋的一种标志。
综上所述，北宋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用“璀璨夺目”来形容的话并不夸张。但是，在“烈火烹油”和“鲜花着锦”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而张择端也看到了这些隐患。
张择端出生于1085年，字正道，琅琊东武（今属山东省诸城）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就聪明好学，早年间游学汴京后着迷于绘画的学习。
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专攻宫廷画，尤其擅长于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和城郭。由于当时的高手甚多，比如王希孟、李唐和赵昌等人都堪称杰出大家，他虽然算不上籍籍无名，但也绝对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
北宋中后期虽然政治昏暗不明，但还算是开明纳谏，文人和谏官也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上请奏。比如，当年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时，由于“用力过猛”而导致了多地的民怨，郑侠就绘制一副《流民图》呈递给宋神宗，含蓄表明了变法的弊端。
文史不假个人相信，张择端在绘制《清明上河图》时，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拍马屁，而是为了委婉劝谏。他画中的东京城，事实上只是实情！而非实景！
走进《清明上河图》后，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隐患和危机，为日后的“靖康之耻”敲响了警钟。
按照北宋的律例，东京城内外应该有120个坊进行拱卫，而每一坊都需要设立望火楼和巡逻兵。可是，在《清明上河图》中虽有一座望火楼，但已经被改造成了休憩的凉亭，而且周围也没有巡逻的士兵。
从图上还能看出，拱卫内城的土墙已经明显衰败，除了墙皮脱落外，墙上已经杂草丛生，原本的防御功能已经大打折扣。而且，城楼上面不见一个士兵放哨，城门前面不见一个士兵盘查行人，真可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除了军事防御的形同虚设，《清明上河图》中还看到了一个隐藏现象。大量的官船和私船都停泊在了码头，原本应该运粮或运兵的官船，上面装的却都是花石纲；原本应该运送普通货物的民间私船，上面装的却都是粮食。
原来，为了满足宋徽宗特殊的癖好，大量官船都被安排去运送花石纲，直接导致了东京城乃至北方地区的粮食短缺。受此影响，一些贪利的商人开始乘虚而入，利用私船渐渐把持住了粮食的运输和交易。
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出现了很多的朝廷官吏，而且个个不紧不慢，个个悠闲自在。例如，在城门口附近的一座衙署外，零散闲坐着几个兵卒，看来是在等候迟迟未到的衙门官员。看来，除了冗官冗员外，北宋的怠政懒政也非常严重。
东京随处都有酒馆，除了平民百姓饮酒外，还有许多的士兵也喝得东倒西歪。在那个强敌环伺的年代，北宋朝廷竟然毫无顾虑和警惕，继续任由军心涣散，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以上的事例简直举不胜举，比如官员争道、惊马闹市、消防缺失、警卫全无、船桥碰撞、商贾侵街等等。张择端一定是看出了这些隐患，故而利用绘制《清明上河图》的机会向宋徽宗进谏。
精心完成画作后，张择端就把它呈递给了宋徽宗进行御览。他认为，以对方的聪明才智和绘画功底，自己无需多言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张择端显然高估了那位“被政治耽误的艺术家”，赵佶看到《清明上河图》后，只对展现出的繁荣景象而沾沾自喜，完全没有发现画中的社会危机。然后，他得意洋洋地盖上了自己的“双龙小印”后，就又去忙其它文艺工作去了，对于国事继续放任不管。
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北宋就发生了“靖康之乱”，来自北方的女真族一举攻占了都城东京，还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二任皇帝。除此之外，连带大量的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权贵重臣共计3000多人都被掳走，而且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